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以前的事,记着就行。”
东厢房里,程秀英正在灶间忙活。见林墨进来,她擦了擦手,从柜子里拿出一包点心,放在桌上:“尝尝,你二大爷从老家带来的。”
林墨在桌边坐下,拿起一块咬了一口。点心是老家那种传统的酥皮月饼,里面包着冰糖、青红丝、花生仁,甜得有些腻。他已经很多年没吃过这种东西了。
“妈,您对建交的事怎么看?”
他问。
程秀英愣了一下,在他对面坐下,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我跟你爸结婚那年,日本人打过来了。我跟你爸跟着逃难的队伍走,东躲西藏。那些年,苦啊。”
林墨没有说话。他知道那段历史。原主的记忆里,那些碎片式的、模糊的、被时间冲刷得只剩下轮廓的记忆——父亲的沉默,母亲的眼泪。那些东西,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现在国家说建交好,我支持。”
程秀英抬起头,声音比刚才稳了些,“国家大事,咱们老百姓不懂。但有一条我明白——日子总要过下去。不能老记着过去的事,就不往前走了。”
她顿了顿,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你爸要是还在,大概也会这么说。”
林墨伸出手,握住母亲的手。那双手粗糙、干瘦,青筋凸起,像老树根。他握了一会儿,轻轻拍了拍。
“妈,您说得对。”
他说,“日子总要过下去。”
从东厢房出来,林墨在中院站了一会儿。
台面上的热烈、正式、统一、友好,他看到了。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广播里的声音,横幅上的标语,学习会上的表态——这些都是真的,是必要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但台面下的东西,他也看到了。
易中海的沉默,刘海中望着石榴树的眼神,程秀英说起往事时低下去的声音。那些东西,报纸上不会写,广播里不会播,学习会上不会提。但它们在那里,真实地、沉默地、无法被任何标语和口号抹去地在那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那些记忆,不是一份联合声明能抹掉的,也不是时间能轻易冲淡的。快三十年了,但有些伤口,表面结了痂,底下还疼着。
傍晚,林墨带着陈敏和两个孩子回到干部院。刚把自行车停好,就看见聂怀仁从楼里出来,手里拎着个帆布袋,里面装着几瓶酒。他站在门口,望着灰蒙蒙的天,脸上的表情跟白天在厂里时判若两人。
白天在干部会上,他声音洪亮,措辞准确,该表态的地方一句不落,该鼓掌的时候一次不少。此刻他站在那儿,肩膀微微塌着,像是一下子卸掉了什么东西。
“聂书记。”
林墨叫了一声。
聂怀仁转过头,看见他,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苦笑。“小林,正好。走,去老陈那儿坐坐。我弄了几瓶好酒,今晚喝点。”
林墨看了看他,点点头:“行。我先安顿一下,马上过去。”
他把孩子送上楼,跟陈敏说了一声,转身下楼。陈敏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陈枋安家的门半开着,里面已经亮起了灯。林墨推门进去时,聂怀仁已经坐在桌边了,面前摆着三副碗筷,几碟小菜——花生米、拍黄瓜、酱牛肉、炒鸡蛋,都是下酒的东西。陈枋安从里屋出来,手里端着个茶盘,上面放着三只搪瓷缸子。
“来了?”
陈枋安把茶盘放下,指了指椅子,“坐。”
三个人围着桌子坐下。聂怀仁打开一瓶二锅头,给每人倒了满满一缸子。酒液清亮,酒香在屋里弥漫开来。
聂怀仁端起缸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来,先喝一口。”
三个人碰了碰缸子,各自喝了一大口。酒液入喉,火辣辣的,从嗓子一直烧到胃里。聂怀仁放下缸子,夹了颗花生米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屋里沉默了一会儿。
聂怀仁先开口了。他的声音比白天低了许多,带着一种只有在熟人面前才会流露出来的疲惫:“小林,老陈,你们说,这事儿……我这心里头,怎么就这么不是滋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