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月中旬开始,四九城的空气里就仿佛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了。不是天气,是别的——一种说不清的压抑,让人喘不过气来。
厂里连续开了三天会。
不是生产会,是学习会、表态会、划清界限会。聂怀仁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念着文件上的每一个字,念完了,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轮到个人表态时,有人慷慨激昂,有人战战兢兢,有人说了半天等于什么都没说。林墨坐在角落里,一言不。轮到他时,他只说了三句话:
“坚决拥护。做好本职工作。随时接受组织审查。”
聂怀仁看了他一眼,点点头,没说什么。
散会后,林墨去了一趟车间。机器的轰鸣声依旧,工人们依旧在流水线上忙碌,一切看起来和昨天没什么不同。
但他注意到,那些平日里喜欢扎堆聊天的人,今天都安静了许多。偶尔有人抬起头,目光相遇,又迅移开。
傍晚下班,他骑车经过胡同口,看见一群人围在公告栏前。有人踮着脚,有人伸长脖子,有人在低声议论什么。他没停,继续往前骑。
回到干部院,陈敏已经做好了饭。两个孩子趴在桌上写字算数,见林墨进来,林玥抬起头叫了声“爸爸”
,又低下头继续写。
吃饭时,陈敏忽然说:“今天街道来人调查了。”
林墨的筷子顿了顿。
“问什么?”
“问家里的事。”
陈敏低着头,声音很轻。
林墨点点头,给她夹了块菜。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很久没睡着。
十月上旬,消息开始大范围流传。
不是正式通知,是“小道消息”
——从机关传出来的,从街道传出来的,从各种渠道传出来的。
版本很多,但核心都一样:出事了,大事,那是关于老大和老二的事。
厂里的气氛更压抑了。
外面有人被约谈,有人被审查,有人忽然就不去上班了。车间里的议论声压得更低,食堂里的人坐得更分散,连平日里最热闹的民兵训练场,也变得安静了许多。
林墨每天按部就班上班下班,该干什么干什么。技术科的图纸他照看,二分厂的生产他照抓,工人社区的工地他照去。马师傅问他什么事,他说没什么,正常干活。
只有聂怀仁知道,他的办公室灯,常常亮到深夜。
十月十五日,陈枋安来厂里了。
他穿着中山装,脸色比平时严肃。他把聂怀仁和林墨叫到办公室,关上门,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上面那人倒了。”
聂怀仁看着他,没说话。
陈枋安掏出烟,点上,深吸一口,慢慢吐出来。
“牵扯的人不少。咱们系统里也有。这两天,可能会有一些动静。你们稳住厂里,该生产生产,该干活干活。别乱,也别打听。”
林墨问:“有咱们厂的人吗?”
陈枋安摇摇头:“没有。但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审查、谈话、表态,一样不能少。你们两个心里有数就行。”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着林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