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后,斯坦霍尔特如期而至,比约定时间早了两个时辰。
侍从进来通报的时候,她正在看另一份折子,关于广州港扩建的预算,密密麻麻的数字压了整整三页。
“早了,”
她没抬头,把那折子往旁边一搁,“让他进来。”
斯坦霍尔特走进来的时候,她注意到他身后只跟了一个副官,不是三日前那个阵仗,五人随行,文书箱抬了两只。
今天,一只箱子,一个人。
她心里有了数。
“太后,”
他在对面坐下,没有绕弯子,把一份文书直接推过来,“东南沿岸通行权,我方接受您的条款框架,但有一点需要明确:令牌放的周期与数量,希望写入附约,而非留给单方解释。”
她拿起文书,扫了一遍。
合理。
这是他能争到的最后一块地方,再不争,回去没法交代。她把文书放下,没有急着说话,给他一点等待的时间。
等待本身也是谈判。
“令牌配额,”
她说,“按年核定,年试行期间,放数不过二十牌,第二年起根据前一年实际使用情况浮动调整,上限由双方共议,写入附约,没问题。”
斯坦霍尔特的手指在桌上轻点了一下,不是敲,就是那么搭着,想了两秒。
“上限调整的触条件,”
他说,“需要量化,不能只写共议。”
她看他一眼,“你想写什么。”
“使用率过八成,自动启动增量谈判。”
她想了一下,“七成五。”
“八成。”
“七成五,”
她再说一遍,语气没有任何变化,“这是折中后的数,没有下一个数字。”
他顿了一顿,点头,“七成五,写入附约。”
这条,落了。
接下来是通行路线的报备时限,争了大概一炷香,他想要提前五日,她给七日,最后卡在了六日。
然后是异常船只的处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