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坐落在群山之间的小城市,城区不大,街道干净整洁,路边的香樟树在冬季依然绿意葱茏。
王铁山的女儿王敏之就住在这里——一条老旧的居民街,一栋上世纪建成的红砖楼,三楼靠东的那一户。
江辰独自一人上了楼。
他没带审查组,没带摄像师,甚至没开直播。
他只是背着那个旧背包,手里拎着一袋水果,像一个普通的访客一样敲开了那扇门。
门开了。
站在门口的是一个头已经花白的女人,穿着朴素的深蓝色毛衣,戴着一副老花镜。
她面容清瘦,眼角的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那种亮,和王铁山那双眼睛如出一辙。
“您是……江辰同志?”
“是。”
江辰点了点头,“王老师,我来看看您。”
王敏之的嘴唇动了动,然后侧身让开了门。
她的动作很平静,但江辰看到她的手在门把手上握了很久才松开。
房子不大,两室一厅,打扫得干干净净。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泛黄的老照片——那是王铁山牺牲前一年拍的全家福。
照片里,王铁山穿着中山装,妻子穿着碎花衬衫,中间是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儿。
三个人都在笑,笑容在斑驳的光影中显得格外温暖。
客厅的茶几上,摆着一个旧樟木箱子。
箱子的铜扣已经生了绿锈,木头表面被磨得光滑亮——那是被无数次抚摸过才会有的光泽。
“这是我父亲的东西。”
王敏之在沙上坐下,看着那个箱子,声音很轻,“他牺牲那年我才十八岁。组织上的人来家里通知的时候,我妈正在厨房里做饭。她听完之后,把锅铲放下了,走到卧室里关上门,在里面待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她出来的时候,眼睛是肿的,但她在我们面前一滴眼泪都没掉。”
江辰坐在她对面,安静地听着。
“后来我考上了师范大学,毕了业分配到这边教书。我妈一个人住在老家,每年清明都会去看父亲。她从来不跟我提父亲的案子,我也不问。因为我知道,那是她心里最深的疤。直到十年前她病重,躺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说:‘敏之,你父亲的事,不要去怪任何人。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我为他骄傲。’”
王敏之的眼眶红了,但她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我妈走了以后,我把父亲的遗物整理了一遍。这些笔记本、这些材料、这些信件——我不知道它们还有没有用,但我知道,这是父亲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东西。所以我把它们收好,等着有一天,会有人来问我要。”
她站起来,走到那个樟木箱子前,打开箱盖。
箱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王铁山的遗物。
最上面是一摞工作笔记,每一本都写得密密麻麻,字迹工整而有力。
中间是几枚已经褪了色的奖章和一张工作证——工作证上的照片,就是那张黑白肖像。
最下面,是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深蓝色中山装,领口处还能看到几道淡淡的暗褐色痕迹。
那是血迹。
“这件衣服,是他牺牲时穿的。”
王敏之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件中山装的领口,声音有些抖,“办案的同志当年把衣服还给我们的时候说,他临终前用血写下了那个人的名字。那血,有一部分就是从这件衣服的袖口上滴下去的。”
江辰站起来,走到箱子前,蹲下身,用双手轻轻捧起那件中山装。
衣服的布料已经变得又薄又脆,存放了三十年之后,纤维在老化中变得脆弱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