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早就已经嗅到了亡国的危险。
克里姆林宫的长廊里,斯大林穿着灰色的军装,走在前面,身后跟着莫洛托夫、朱可夫、铁木辛哥。他的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他的目光落在地图上的西部边境线上,从波罗的海一直看到黑海。
苏联一直都在重整编队与扩军。委托代工的t-34和kV系列坦克,从苏美洋源源不断地装上火车,通过中东铁路运,穿过西伯利亚的雪原,运到苏联的欧洲部分。火车在夜里走,车灯在黑暗中拖出一道长长的光柱,铁轨接缝处的“咣当”
声在空旷的原野上传得很远。
这也给了德国一个信号:等苏联完成机械化改革、防线更厚、工业区更迁完,就难啃了。
所以这个疯子宁可“先下手为强”
,也不愿让时间站在东方那一边。
1941年6月22日凌晨。
天还没亮。东方的地平线上只有一线灰白色的光,像一个人在黑暗中睁开了一条眼缝。德军的炮火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沿着整条边境线同时打响。火光把半边天映成了橘红色,炮声连成一片,分不清是雷鸣还是地裂。
这个疯子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动用了约55o万兵力、37oo多辆坦克、近5ooo架飞机,分三路全线入侵苏联。
代号——“巴巴罗萨计划”
。
苏联人在十八天内,损失过一百个师,一千五百多架飞机。有些师是在阵地上被合围的,有些师是在行军的路上被空袭击垮的,有些师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展开,就被德军的坦克碾过去了。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下掩体里,坐在一张小桌前。桌上的电话响了一声又一声,他没有接。他的烟斗搁在烟灰缸边上,烟丝已经灭了,凉了。
他沉默了几天。然后他站起来了。
他组织全民抵抗,战争转入残酷的卫国战争。广播里传来他的声音,沙哑、低沉,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石头里凿出来的——“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祖国处于危险之中!”
8月14日,大西洋。
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的甲板上铺着红地毯,两侧站着水兵,军装笔挺,白手套一尘不染。海风从西边灌过来,把旗子吹得猎猎作响。罗斯福和丘吉尔坐在长桌两侧,身后各自站着随行的将领和官员。
他们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英美联盟正式化。
两个人握手的时候,丘吉尔叼着雪茄,嘴角往上翘着,但眼睛没有笑。罗斯福坐在轮椅上,微微仰着头,目光落在那面星条旗上,看着旗子在风里被吹得绷紧、松开、再绷紧。
9月,乌克兰。
基辅战役打了一个多月。
苏军的西南方面军被德军的装甲集群从两翼合围,几十万人被压缩在基辅东南方的一个狭小口袋里。没有弹药,没有粮食,没有援军。有人试图突围,被机枪扫倒在草地上,血渗进黑土里,看不见了。有人扔掉武器换上便装,混进难民里往东跑。有人留下来,在阵地上打完了最后一子弹,然后拉响了手榴弹。
苏军被围歼近六十万人。基辅城防司令官在突围中阵亡,尸体被埋在城郊的白桦林里,没有墓碑。
九月底,德军动了对莫斯科的总攻——“台风行动”
。
莫斯科保卫战打响。
十月的莫斯科,已经下了第一场雪。雪不大,细碎的,落在钢盔上,落在炮管上,落在那些从西伯利亚调来的红军士兵的肩膀上。他们穿着厚棉袄,端着步枪,从红场上走过,没有停留,直接开赴前线。
1o月18日,东京。
东条英机走出御前会议的大殿,军装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帽檐压得很低。他的步伐很大,皮鞋踩在石板路上,嗒嗒嗒嗒,从殿内走到殿外,从殿外走到汽车旁。车门关上的声音闷闷的。
东条英机出任日本相。主战派全面掌权。
消息传到华盛顿的时候,白宫的走廊里有人在低声议论。有人说“日本人疯了”
,有人说“他们不敢打美国”
,有人说“我们的舰队在珍珠港,他们不敢来”
。有人把报纸摔在桌上,有人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有人靠在椅背上闭着眼,不说话。
一辆福特轿车缓缓停在白宫门前。
引擎熄了,门打开,芬恩下车。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领子竖着,没系扣子。他抬头看了看天空——天阴着,云压得很低,像一床没晒干的棉被,沉甸甸地压在华盛顿的上空。他又看了看白宫的台阶,台阶上站着两个穿海军制服的卫兵,一动不动,像两尊雕像。
他裹了裹身上的风衣,风从波托马克河那边灌过来,灌进他的领口,他把领子又竖了竖,然后迈步走上台阶。皮鞋踩在花岗岩台阶上,声音不大,但很稳。
他走进了白宫。
走廊里的日光灯嗡嗡地响,浅绿色的墙壁上挂着历任总统的肖像,画框里的脸有严肃的、有微笑的、有心事重重的。他的皮鞋踩在瓷砖地面上,嗒嗒嗒嗒,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被一扇门挡住了。
门没关严,门缝里漏出橘黄色的灯光和烟草的气味。芬恩在门口停了一下,没有敲门,推门走了进去。
办公室里站着好几个穿军装的人。有人靠着书架,有人在看墙上那幅巨大的太平洋地图,有人坐在沙上,翘着二郎腿,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他们的军装上挂满勋章,在灯光下泛着暗沉的光。芬恩进去的时候,有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有人没有。
富兰克林坐在办公桌后面,轮椅靠着窗,窗外的天光照亮了他半边脸,另半边陷在阴影里。他面前摊着几份文件,钢笔搁在文件旁边,笔帽没拧。他没有看文件,他在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
“富兰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