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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1章 兄弟阋墙（第2页）

巴图尔蹲在码头边上的木栈道上，手里捧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是热茶，茶叶是砖茶掰下来的，煮的时候还加了一小块酥油。他喝了一口，又把缸子捧在手心里取暖。他是从呼伦贝尔那边来的牧人，去年冬天还蹲在雪窝子里翻羊粪。现在他是苏美洋食品厂的正式工，每月领工资的那种。

他不太会说汉话，也不太会说俄语，但他的工钱从来没少过一分。每个月月底，会计会到车间来，把一沓钞票递到他手里，让他数。他不怎么数，会计给多少就是多少。他信得过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给他钱，是因为他们收他的牛，给的是现钱，不欠账，不看脸色。

“巴图尔！”

有人在喊他。他抬起头，是车间主任，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说话总是很快，走路也很快，像屁股后面着火似的，“这船货完了，你跟车回厂里，下一批货后天装船，你得盯一下冷库的温度。”

巴图尔点点头，把搪瓷缸子里的茶一口喝完，站了起来。他往码头方向看了一眼。三艘货轮已经装完了两艘，最后一艘的甲板上，工人正在封舱。木箱堆得像一座小山，山尖在黎明前的暗色里显得格外巨大。他不知道这些货轮要去哪里——欧洲、美国、东南亚，这些名字对他来毫无意义。但他知道，那些箱子里装着的罐头、皮革、毛纺制品，是从他经手过的那些牛身上来的。

这让他觉得踏实。

远处的天际线上，第一缕光已经开始渗出来。不是亮，是蓝灰色的一层薄雾，像是有人用一块脏抹布在天边蹭了一下。那光很慢，很轻，但带着寒意——雪要来了。

哈尔滨，关东军司令部。

板垣征四郎站在窗前，手里夹着一支烟。烟已经烧了一大截，烟灰积了老长，他没有弹。窗外的哈尔滨在暮色里显得灰蒙蒙的，街道上行人稀疏，军车偶尔驶过，马达声在空旷的街巷里回荡，又很快被风吹散。

他身后的办公桌上摊着一份报告，是外蒙那边刚送来的。报告上说，内蒙的牧民在大量收购牲畜，价高、现款、不欠账。苏联人拦不住，也不愿意硬拦——硬拦会激怒牧民，激怒了牧民，外蒙就更稳不住了。

板垣没有看那份报告。他已经看过三遍了。他不需要再看，因为报告上的每一个字，他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些数字——收购量、价格、运输路线——在他脑子里排成一排，像一列永不停歇的列车，轰隆轰隆地碾过去，碾得他整夜整夜睡不着。

他睡不着，不是因为怕。他已经很久没有怕过了。他睡不着，是因为他想不通。他跟楚中天打了十几年的仗，从哈尔滨打到苏美洋城下，炮弹打光了，战壕挖穿了，死人堆成山。他以为楚中天是他的死敌，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是他在东北最大的绊脚石。十几年了，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砸在了这个人身上。

现在他知道了——楚中天的背后是芬恩。芬恩的背后是黑水。黑水的背后是——没有背后。他们自己就是山。

而他，关东军的精锐师团，大日本帝国的王牌，打了十几年，打出一个——衣食父母。

板垣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窗台上磕了磕。烟灰落在窗台上，碎成一撮细末。他的手指微微有些颤，不是害怕，是那种被人抽走了所有力气之后、连愤怒都提不起来的疲软。

他闭上眼。黑暗中，楚中天的那张脸慢慢浮现出来——不是愤怒，不是挑衅，不是战场上那种你死我活的狰狞。是笑。一种不紧不慢的、知道你拿他没办法的笑。那种笑他看了一辈子，从哈尔滨看到苏美洋城下，从城下看到现在。他以为他总有一天会把那张脸撕碎。但现在，那张脸嵌在关东军的补给清单里，嵌在军部的采购合同里，嵌在每一个被贴上“美国企业”

标签的火车皮上。他撕不掉，碰不得，连想都不敢多想。

他在窗前站了很久。久到烟烧到了手指，烫得他猛地一缩，把烟头甩在地上。烟头滚到墙角，在灰白色的地面上留下一道焦痕。

他没有再去点烟。他回到办公桌前，拿起那份报告，又放下了。窗外，哈尔滨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但照不亮他脸上那片阴影。

伦敦，圣詹姆斯街，某家私人俱乐部的吸烟室。

深棕色的牛皮沙，柚木护墙板，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松木的油脂在火焰里噼啪作响。壁炉台上方挂着一幅油画，画的是威尼斯的运河，画框是镀金的，年代久远，金边已经有些暗。

亨利·福布斯三世靠在沙里，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他是福布斯家族这一代的主理人，福布斯杂志的掌门人——但这不重要，此刻他代表的是英国本土资本与黑水在欧洲利益对接的那条线。他杯里的威士忌是麦卡伦，十八年，没加冰，没加水。这酒在伦敦任何一家高级俱乐部都能喝到，但他今天觉得味道格外醇厚——也许是心情好，也许是雪茄配得好。

他面前的茶几上摊着几份文件，最上面那份是苏美洋食品的分销合同，底下是几份附属协议，加起来厚厚一沓。他今晚刚签的，签了五年。五年，足够他把苏美洋的罐头铺满整个欧洲大陆——从伦敦到巴黎，从柏林到罗马，从马德里到斯德哥尔摩，每一座有肉食需求的城市，都会有一批印着“苏美洋”

字样的货柜靠岸。那些货柜里装的不是廉价的午餐肉，是正经的草原牛羊肉，品质稳定，供应充足。

“中国人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坐在对面的查尔斯·艾略特爵士把威士忌杯在掌心转了转。他是老殖民地官员出身，退休后在好几家矿业公司挂名董事，但这两年矿业的行情不好，反倒是农产品贸易异军突起，他在这上面赚得比过去五年加起来还多。

“跟在黑水后面，有肉吃。”

亨利把这句话从嘴边摘下来，放进空气里，让它在雪茄的青烟里酵了一会儿。

查尔斯爵士想了想，摇了摇头。

“不对。应该是——跟在黑水后面，让别人没肉吃。”

吸烟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笑声。几个人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端起酒杯互相碰了一下。玻璃相撞的声音清脆而短促，像一个休止符，把那段关于“别人没肉吃”

的话题轻轻截断了。

没人再提苏联。没人需要提。苏联的市场已经死了——不是死在战场上，是死在账本上，死在那些永远补不齐的供应链缺口里，死在那些被黑水抽空了的原料产地之间。欧洲的资本是嗅着血腥味来的鲨鱼，哪里有肉就往哪里游。黑水给他们指了一个方向，他们就跟着游，不需要问为什么。

华尔街那边，就没有这么从容了。

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私人会所，顶层。落地窗外，曼哈顿的天际线在夜色里像一把插进天空的刀子，密密麻麻，锋利而冰冷。

詹姆斯·斯蒂尔曼靠在窗边的皮椅上，面前摆着一份报告。他是斯蒂尔曼家族这一代的核心人物，国家城市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华尔街最老牌的金融家族之一。他从欧洲回来没多久，脸上的疲惫还没褪干净，眼底的青黑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明显。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