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淄城破后,齐王田广出逃,曹参率军追击,最终平定齐国,为汉军占据了东方的大片土地。
平定齐国后,韩信派人向刘邦上书,请求封自己为“假齐王”
(代理齐王)。
刘邦当时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得知韩信的请求后,勃然大怒,想要斥责韩信。
就在这时,张良、陈平暗中提醒刘邦,如今楚汉相争,韩信手握重兵,若不答应他的请求,恐怕会生出变故。
刘邦恍然大悟,立刻改口,封韩信为齐王,而曹参,则被任命为齐相国,辅佐韩信治理齐国。
作为齐相国,曹参不仅要处理齐国的政务,还要防备项羽的军队,安抚齐国的百姓。
当时,齐国刚刚经历战乱,百姓流离失所,田地荒芜,社会秩序混乱。
曹参上任后,没有沿用秦朝的苛政,也没有盲目推行汉军的制度,而是亲自走访齐国的郡县,了解百姓的疾苦,倾听百姓的诉求。
他废除了秦朝的苛法,减轻百姓的赋税徭役,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恢复生产,同时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任用贤能之人,让齐国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下来,百姓的生活也慢慢好转。
在治理齐国的过程中,曹参展现出了他“治世能臣”
的一面,与战场上的“猛将”
形象判若两人。
他不再是那个披甲上阵、杀人如麻的将领,而是变成了一个温和、务实、体恤百姓的地方长官。
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太多,如今天下未定,唯有安抚百姓、恢复生产,才能赢得百姓的拥护,才能为刘邦的大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也正是这份务实和体恤,让曹参在齐国赢得了百姓的衷心爱戴,百姓们都称赞他是“贤相”
。
公元前2o2年,项羽在垓下之战中兵败自刎,楚汉战争结束,刘邦统一全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汉高祖。
天下平定后,刘邦开始论功行赏,分封开国功臣。
当时,群臣争论不休,有人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应该排在第一位;有人认为,曹参战功赫赫,平定了多个诸侯国,斩杀了无数敌将,功劳应该排在第一位。
争论不休之下,刘邦最终做出了决定:萧何功劳第一,曹参功劳第二,封曹参为平阳侯,食邑万户。
这个决定,让不少将领都感到不满,纷纷为曹参抱不平——毕竟,曹参跟着刘邦南征北战,身受七十余处创伤,立下了无数战功,而萧何只是在后方治理政务、筹集粮草,为何功劳能排在曹参之上?
面对群臣的质疑,刘邦说了一段十分经典的话:“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踪指示,功人也。”
意思是说,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狗,而指挥狗去打猎的是人。你们这些将领,就像是追杀野兽的狗,而立功的;萧何,就像是指挥打猎的人,是立大功的。
这番话,虽然听起来有些刺耳,却也道出了真相。
曹参的功劳,在于“攻城略地、冲锋陷阵”
,是“功狗”
;而萧何的功劳,在于“运筹帷幄、治理后方”
,是“功人”
。对于这个结果,曹参没有丝毫怨言,也没有丝毫不满。
他知道,刘邦说得有道理,萧何确实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不朽之功,而自己,虽然战功赫赫,但终究只是战场上的将领。更重要的是,他和萧何是多年的同乡好友,两人之间,从来没有争名夺利的心思,比起排名先后,兄弟情谊、天下太平,才是他最看重的。
封侯之后,曹参并没有留在长安享受荣华富贵,而是继续前往齐国,担任齐相国——此时,韩信已经被刘邦剥夺了齐王之位,改封为楚王,齐国成为汉朝的直属诸侯国,曹参作为齐相国,肩负着治理齐国的重任。
这一次,曹参在齐国担任相国,一干就是九年,在这九年里,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将齐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汉朝初年最富庶、最安定的诸侯国之一。
在治理齐国的九年里,曹参始终坚守一个原则:“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
他深知,经过多年的战乱,天下百姓早已疲惫不堪,汉朝初年,国力衰弱,百废待兴,此时最不需要的,就是苛政和折腾,而是让百姓安心生产、休养生息。
因此,他沿用了萧何制定的规章制度,不随意更改,不盲目创新,凡事以百姓的利益为重,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让齐国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经济得以快恢复。
为了更好地治理齐国,曹参还特意召集了齐国的长老和儒生,询问他们治理齐国的方法。
当时,有数百名儒生前来献策,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有的主张严刑峻法,有的主张仁政爱民,有的主张复古改制,争论不休,让曹参一时之间难以抉择。
就在这时,曹参听说胶西有一位盖公,精通黄老之学,深谙“无为而治”
的道理,便亲自派人带着厚礼,前往胶西邀请盖公前来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