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点钟。李家豪宅。
挂在客厅墙上的那座古董落地钟不紧不慢地敲了五下,铜质钟锤击打在金属音簧上,出悠长而沉闷的嗡鸣,一声接一声地在挑高的客厅里回荡开来,像一只无形的手在一遍遍地拨弄着在场每个人已经绷到了极限的神经。夕阳从落地窗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毯上切出一道狭长的橘红色光带,光带里的灰尘颗粒在无声地翻涌,除此之外,整间客厅安静得只剩下几个人各自不同频率的呼吸声。
李健熙坐在沙正中央,脊背挺得笔直,两只手交叉搁在膝盖上,十指互相扣得死紧,指节泛出一层灰白。他的目光沉沉地注视着前方,焦点却没有落在任何具体的物体上,像是在看一堵无形的墙,又像是在看墙后面某个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从早上到现在,他已经在这张沙上坐了整整大半天,除了中间接过两通集团电话和去过一次洗手间之外,几乎没有挪动过位置。茶几上摆着的几碟点心和一杯浓茶,从早上端上来就没人动过,茶水表面已经凝出了一层薄薄的油膜。
一旁的李富真坐在父亲左手边的单人沙上,两只手交握着放在膝头,手指不停地互相摩挲着,指腹在指关节上来回搓动,搓得皮肤都有些红了,她自己却浑然不觉。她那张继承了母亲精致五官的脸庞上,表情还算镇定,至少比母亲要镇定得多,但微微抿紧的嘴角和时不时往父亲手机方向瞟上一眼的细微动作,还是出卖了她内心的焦灼。母亲洪骆喜坐在丈夫右手边,状态比女儿差得多——她整个人几乎是瘫在沙里的,后背没有再靠着靠垫,而是微微向前弓着,两只手攥着那条已经被揉搓了整整一天一夜的丝绸手帕,不停地、无意识地绞来绞去,手帕边缘的蕾丝已经被她绞脱了线,几根丝线凌乱地支棱在外面。
按照昨天那通电话里与绑匪约定的内容,对方说得明明白白——今天下班之前,会把李在容原原本本地送回家。下班之前,这个词组的弹性太大了。是中午下班?还是下午三点?还是傍晚五六点?对方没有给出一个精确到小时的时间节点,而正是这种模糊的承诺,给了李家所有人一个上午加一个下午的煎熬。从今天早上八点开始,洪骆喜每过十分钟就要抬头看一眼墙上的钟,钟走得越慢,她的心就越慌。到了下午四点以后,她几乎已经坐不住了,每隔几分钟就要站起来走到窗边往外张望一眼,然后再失魂落魄地走回来坐下,周而复始,把李富真都看得心疼不已。
而现在,时钟已经敲过了五点。五点整。按照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对“下班之前”
这个词组的理解,五点钟已经是最后的截止线了。可门廊外面静悄悄的,没有任何汽车引擎靠近的声音,没有任何人推开院门走进来的脚步声,甚至连管家在走廊里走动的声音都刻意压到了最低。整栋宅子安静得像一座被遗弃在黄昏里的巨大陵墓。而李健熙放在茶几上的那部私人手机,从上午到现在,除了两条广告短信之外,没有响过哪怕一次。
“健熙啊……”
洪骆喜终于忍不住了。她转过头,用一种近乎哀求的目光望着丈夫,嘴唇翕动了好几次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完整的话,声音沙哑而颤抖,像是已经在嗓子眼里憋了好几个小时,“你说,他们真的会先把人放回来吗?真的会吗?这都已经五点了……”
她没有把话说完,但李健熙听懂了她的后半句——五点了,人没回来,电话也没来,会不会是出了什么变故?会不会是那些绑匪临时改了主意?会不会是在容已经……她不敢往下想,连把那个字说出口的勇气都没有。她就这么一个儿子,这辈子所有的希望和寄托都系在这个儿子身上。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李在容到现在还没有孩子。如果儿子真的出了什么事,三星李家的长房嫡系,从李健熙这一支往下,就算是彻底断了香火。对于一个传统的半岛豪门主母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她恐惧的了。
“放心吧。”
李健熙伸过一只手,按在妻子那双因为过度用力而指节泛白的手背上,用力地握了握。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极为用力,像是要把这些字一个一个地钉进妻子的耳朵里,钉进她那个快要被恐惧撑破的心脏里,“他们那伙人,从头到尾的目的只有一个——钱。如果在容出了什么事,他们不仅一分钱都拿不到,还会面临我们李家倾尽所有、不惜一切代价的无休止追杀。这笔账,他们比我们会算。他们不敢的,你放心,他们绝不敢。”
洪骆喜听着丈夫这番斩钉截铁的话,胸口那股堵了整整一天的浊气终于缓缓地松开了些许。她点了点头,用皱巴巴的手帕按了按眼角,没有再追问下去。李健熙的这番话,逻辑上确实是成立的。绑匪求的是财,不是命,撕票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这个道理,洪骆喜反复在心里跟自己说了无数遍,只是从丈夫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比她自言自语要有分量得多。
但李富真却没有因为父亲这番话而放下心来。她微微垂下眼睑,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两片浅浅的阴影,嘴角不自觉地抿得更紧了些。她从小在三星这个狼群里长大,见过太多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商战博弈,比母亲更清楚一个道理——正常的商业逻辑,只能用来推测正常的对手。可这伙绑匪,从头到尾没有一件事是按照正常逻辑出牌的。他们敢在盘山公路上动用Rpg火箭弹,敢用直升机配合地面伏击,敢在电话里当着父亲的面把赎金从美元改成英镑然后再顺手抹个零头往上加价,更敢在所有人质绑架案的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出先放人后收钱——这些操作,没有一桩是符合正常人逻辑的。一伙不按常理出牌的悍匪,你用常理去推测他们会不会遵守约定,这本身就是一场赌博。可这些话她不能当着母亲的面说出来,母亲已经快崩溃了,她不能再往那根已经绷到极限的弦上加任何一点分量。
叮铃铃——
手机响了。
那声尖锐的铃声像一道闪电劈进了死寂的客厅,在座三个人几乎是同时被电击了一样猛地弹了一下。洪骆喜倒吸了一口凉气,李富真下意识地攥紧了沙扶手,李健熙则以和他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敏捷一把抓起了茶几上的手机。他低头扫了一眼屏幕——陌生号码,没有任何备注,和昨天绑匪打来时所显示的号码格式如出一辙。他想都没想,拇指在接听键上用力地按了下去,将手机贴到耳边。
“李会长。”
电话那头传来的,赫然是昨天那个自称托尼的男人标志性的、带着一抹笑意的低沉嗓音,轻快而从容,语气里甚至还带着一丝不紧不慢的悠闲,像是在跟老朋友通报一个不痛不痒的消息,“令公子我已经放了。人现在就在南洞大街上,李会长派人去接一下吧。”
放了?李健熙的瞳孔猛地一缩,一股夹杂着狂喜和难以置信的复杂情绪从胸腔深处汹涌地翻腾上来,差点把他握了半个多世纪的那副铁面给冲开一道口子。他强压着声音里的颤抖,语极快地问道:“南洞大街哪个位置?具体在什么地方?”
“你自己去找吧。那么大个人站在街上,总不至于找不到。”
电话那头的语气随意而敷衍,显然不打算在这个细节上多费唇舌。
李健熙没有在追问具体位置上浪费时间,他一边用肩膀夹着手机,一边猛地转过头,朝一直站在沙侧后方待命的安保主管郑永和使了一个凌厉的眼色。郑永和从李健熙接起电话的第一秒就已经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此刻接收到会长的眼神信号,连一秒钟的延迟都没有,立刻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客厅。透过半掩的客厅门,隐约能听到他在走廊里用极快的语向手下下达命令的声音,脚步声和应诺声迅远去,几秒钟之后,院子里就响起了汽车引擎动和轮胎碾过花岗岩地砖的急促声响。
“人我已经放了,李会长。”
电话那头的声音继续不紧不慢地说着,像是在按部就班地履行一道既定的程序,“九天后,我会通知你具体的交钱地点。希望你到时候,能够遵守承诺。”
“你放心。”
李健熙深吸了一口气,将所有翻涌的情绪全部压回了胸腔深处,用一种沉稳而坚定的、不容置疑的语气回答道,“你们既然讲信用,先放了我儿子,那我李健熙也绝不会食言。九天后,六亿两千万美元,一分不少,全部备好。”
“那就好。”
电话那头的声音忽然微微上扬了几分,带上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像是在期待着某种有趣局面出现的玩味,“其实说句心里话,我是挺希望李会长你能稍微硬气一点的。咱们真刀真枪地碰一碰,看看究竟是你们三星集团李家重金打造的安保团队足够强悍,还是我这帮兄弟们的胆子够大、手够狠。老实说,我有点好奇结果。”
听着对方这番毫不掩饰的狂妄之语,李健熙的面色骤然一沉,眉心那几道深深的竖纹像是被刀重新刻了一遍,陡然加深了几分。他不是没有被人威胁过,在他执掌三星的这几十年里,来自政界、商界、甚至国际竞争对手的各种明枪暗箭他见过太多。可从来没有一个人,敢用一种近乎聊天打趣的语气,当着他李健熙的面,把“碰一碰”
这三个字说得如此轻描淡写。这种姿态的背后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对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要么对方是真的有恃无恐,而且那种依仗的厚度,远远出了他目前所能探查到的范围。他不清楚这伙人的真实身份,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不知道他们背后还有多少没有亮出来的底牌,但光凭对方敢在电话里说出这番话,就足以证明一件事——这帮人是真正的亡命之徒,是那种把命拴在裤腰带上讨生活、刀尖上跳舞眼都不眨一下的人。他们不怕死,或者说,他们早就做好了随时死的准备。而这样的人,恰恰是李健熙这种家大业大、牵挂太多的人最不愿意招惹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