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回头,烟袋锅的红光闪了闪,像是在应我。
宿舍里的怪事,大多跟他有关。晾在窗外的衣服,早上收回来时,会带着股烟味;老三放在床头的饼干,第二天早上总会少一块,包装袋扔在窗台上,像被什么东西啃过。
老三吓得够呛,说要请人来看看。我没让,只是每天晚上往窗台上放块饼干,再倒杯热水。第二天早上,饼干没了,水杯是空的,窗台上的烟味淡了点,像被风吹散了。
“你就不怕?”
老三看着我往窗台上放饼干,一脸不可思议,“万一他害你呢?”
“他没害我,”
我把水杯摆好,“他只是一个人坐着,有点孤单。”
其实我也怕过。有次半夜起夜,看见那个军装老爷爷站在宿舍门口,背对着我,烟袋锅的红光在昏暗中亮着,蓝布褂子上有个破洞,像被子弹打穿的。我吓得腿都软了,贴着墙根溜回床上,蒙住头,大气不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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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第二天早上,窗台上的饼干还是没了,水杯还是空的。他只是来看了看,没做别的。
后来,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翻到本旧校史,里面有张黑白照片,一群穿军装的人站在山脚下,前排左数第三个,就是那个老爷爷,穿着蓝布褂子,笑得很精神,胸前别着个军功章。
照片下面写着:1953年,抗美援朝老兵返校参观,其中赵姓老兵为我校校友,牺牲于后山剿匪战斗中。
原来他是老兵,原来他就牺牲在后山。他不是在乱逛,是回自己的学校看看,像个普通的校友,抽袋烟,看看月亮,再吃块小孩给的饼干。
从那以后,我不再怕他。甚至会对着后山喊:“爷爷,今天的饼干是巧克力味的,你尝尝。”
烟袋锅的红光会亮两下,像在说“谢谢”
。
上大学后,我住的出租屋在老城区,楼下是条小吃街,晚上吵得很。可我总能在嘈杂的人声里,听见楼梯口有“咯噔咯噔”
的声,像有人穿着高跟鞋在往上走,一步,一步,很慢,走到三楼就停了——我住三楼。
有天晚上,我加班到半夜,刚走到三楼,就看见个穿旗袍的阿姨站在我的房门口,背对着我,头发盘得光溜溜的,旗袍是墨绿色的,上面绣着朵大牡丹,在楼梯灯的光里,泛着幽幽的光。
“阿姨,你找错门了吧?”
我掏出钥匙,心里有点发毛。她的旗袍看着很旧,布料硬挺挺的,像放了很多年。
她没回头,却开口了,声音细细的,像老式留声机里的调子:“请问,王先生住在这里吗?”
“王先生?”
我愣了一下,“这屋以前住的是个女生,没听过姓王的。”
她沉默了会儿,肩膀好像垮了下去,像泄了气的气球:“哦……我找错了……”
“你找他有急事吗?”
我打开房门,想让她进来等,“也许我能帮你问问房东。”
她终于回头了。脸很白,嘴唇涂着红胭脂,像唱戏的,可眼睛里没有光,黑沉沉的,像两口井。她看着我,突然笑了,嘴角咧得很大,露出两排尖尖的牙:“不用了……我已经找了他七十年了……”
说完,她的身影突然变淡了,像被风吹散的烟,墨绿色的旗袍在昏暗中闪了闪,彻底消失了。楼梯口只剩下我一个人,手里还攥着钥匙,手心全是汗。
第二天问房东,房东说,这栋楼以前是家舞厅,三十年代的时候,有个穿墨绿色旗袍的舞女,在三楼的楼梯口等她的心上人——一个姓王的军官,等了三天三夜,没等来,就从三楼跳下去了,临死前还喊着王先生的名字。
“她是不是天天在楼梯口走?”
房东叹了口气,“以前住三楼的人都说,晚上能听见高跟鞋声,可开门一看,啥都没有。”
我没再说话。原来她不是来找王先生的,她只是在重复七十年前的等待,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在门口站一会儿,再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像个停不下来的钟。
从那以后,我还是会听见楼梯口的高跟鞋声。但我不再害怕,只是在她走到三楼时,轻轻打开门,往门口放块糖——她旗袍上的牡丹,像极了我奶奶年轻时爱吃的水果糖的包装纸。
糖第二天早上会不见,像被什么东西拿走了。高跟鞋声好像也轻了点,不再那么“咯噔咯噔”
地敲心。
现在的我,已经习惯了身边这些“看不见”
的邻居。
在公司加班到深夜,会看见个穿西装的叔叔,坐在我对面的空工位上,对着电脑屏幕叹气,手指在键盘上敲来敲去,却什么字都打不出来——同事说,这个工位以前的人,是在加班时突发心梗没的,电脑里还有没做完的方案。
我会给他泡杯咖啡,放在桌角。第二天早上,咖啡杯是空的,电脑屏幕亮着,没做完的方案,被人补全了结尾,字体歪歪扭扭的,像用左手打的。
在小区的长椅上晒太阳,会看见个老奶奶,坐在我旁边,给怀里的布娃娃梳头发,嘴里哼着跑调的儿歌。小区的保安说,她是前年冬天走的,唯一的孙子在外地,走的时候,怀里还抱着这个布娃娃,说要等孙子回来给她梳头。
我会跟她聊聊天,说“今天天气真好”
,说“您梳的辫子真好看”
。她从不回答,可布娃娃的头发会被梳得整整齐齐的,像有人用心打理过。
朋友们都说我胆子大,说我不怕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