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刚才的动静跟她说了一遍,越说越觉得后背发凉。她那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又断了,才听见她很小声地说:“这走廊……以前好像死过人。”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豆浆油条往医院赶。地铁里人挤人,胳膊肘撞得我耳朵生疼,那股灼痛感还没散,像块烙铁印在了骨头上。
到了住院部,林薇正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头发乱糟糟的,眼下乌青一片。看见我,她站起来,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眼圈先红了。
“阿哲咋样了?”
我把早饭递过去,目光扫过走廊。
这层是骨科,墙皮掉了块,露出里面的灰,墙角堆着拖把,水渍在地上积成蜿蜒的线,像条冻僵的蛇。走廊尽头有扇窗户,开着道缝,风灌进来,吹得墙上的宣传画“哗啦”
响。
“还在重症监护室,没醒。”
林薇咬着油条,没嚼几口就放下了,“你说的那个声音……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我摸了摸耳朵,还在隐隐作痛,“手机烫得能煎鸡蛋,那风声跟要把人卷走似的,还有那女的……叫得太瘆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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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薇的脸色白了白:“我昨晚挂了电话,总觉得背后有人。”
她指了指身后的窗户,“就那扇窗,总觉得有眼睛盯着我。”
正说着,一个护工推着治疗车经过,车轱辘“咕噜咕噜”
碾过地面,在寂静的走廊里格外刺耳。她看了我们一眼,眼神怪怪的,像在看两个神经病。
“这层楼是不是出过事?”
我拉住护工,她的白大褂上沾着点碘伏。
护工愣了一下,压低声音:“你们是探视12床的?”
林薇点头:“他是我男朋友。”
“唉,”
护工叹了口气,往走廊尽头瞥了一眼,“那窗户……去年跳下去个女的,也是等男朋友,等了三天三夜,男的没救回来,她就……”
我和林薇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恐惧。
“那女的跳的时候,也是晚上,”
护工继续说,“听说当时有人在走廊打电话,就听见电话里有风,还有哭声,跟你们说的……”
她没再说下去,推着车匆匆走了,背影有点慌。
走廊里的风更大了,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带着股消毒水和灰尘混合的怪味,吹在脸上,凉丝丝的。我想起昨晚听筒里的风声,突然觉得那不是坠楼时的风,是这走廊里的风,顺着电话线,钻进了我的耳朵。
“她是不是……想告诉我什么?”
林薇的声音发颤,手指绞着衣角,“她男朋友也没救活,她是不是想让我别等了?”
“别瞎想!”
我攥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阿哲会好的,那女的……可能就是碰巧。”
话虽这么说,心里却直发毛。哪有这么巧的事?偏偏在林薇最脆弱的时候,偏偏在那个女人跳楼的窗户边,偏偏让我这个正在通话的人听到了。
那天下午,阿哲醒了。医生说算是奇迹,林薇抱着我哭,眼泪把我衬衫都打湿了,说肯定是我给她带来了好运。
可我总觉得不对劲。
回宿舍的路上,手机又烫了一次,不是通话的时候,是揣在兜里,突然就热了起来。我赶紧掏出来,屏幕是黑的,可听筒里好像有“滋滋”
的电流声,像有人在里面喘气。
我吓得把手机扔在床上,离得远远的。
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医院走廊,林薇坐在椅子上打电话,背对着我。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卷着窗帘,像只白色的手。
我走过去拍她的肩膀,她猛地转过头——脸是青的,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嘴角往下撇,像那个跳楼的女人。
“他不会醒的。”
她说,声音是听筒里那个女人的低吼,“没人会醒的……”
她伸手抓我,指甲尖得像刀,我转身就跑,却发现自己拿着手机,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风声“呜呜”
地灌进来,烫得我耳朵快要化了。
阿哲恢复得很快,林薇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可我们都没再提过那个电话。像是有个默契,谁都不愿碰那道疤。
直到半个月后,林薇给我打电话,说阿哲能下床了,想请我吃饭。
电话接通的瞬间,我耳朵突然一疼——又是那种灼烫感,比上次更厉害,像有根烧红的铁丝戳了进来。
“喂?你在听吗?”
林薇的声音有点模糊。
“听……听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