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微笑中带着欣赏。
“那我也去。”
“出发吧。”
街上,我抬手拦下一辆出租车,报出地址时声音很是平稳:“东港九天酒店,再去南城悠享商业汇,然后去长途客运站,越快越好。”
司机从后视镜瞥我一眼,没说话,只把油门踩得更深些。
车窗外,包裹着严密的墨绿次第倒退,偶然间杂着的灯光,像碎成流动的河。
我闭目靠向椅背,脑中却浮现出蓝天的侧脸——他总爱在谈判前用小刀削一支铅笔,削得极细,笔尖锐利如针,削完便搁在桌角,纹丝不动。
大脚哥则习惯数口袋里的硬币,一枚一枚,铜色泛青,数到第七枚必停。
这些细小的锚点,曾是我们乱局中彼此确认的暗号。可现在,锚点似乎开始松动。陈永明这个人物,我想他要的不只是冯桂林的命,更是我们所有人的“分量”
——他是想亲手掂一掂,这副骨架,到底撑不撑得起东港的天。
接了蓝天和大脚哥后,车驶入客运站广场。
我们取了票,检票口上方,红色LED数字无声跳动:23:47。
距离明晚八点,和冯桂林的见面,还有二十小时十三分钟。
我摸出钱包,抽出一张旧照片——泛黄边角,是2年前学校附近的板栗林的合影。画面里,郭俩男勾着我肩膀,笑得没心没肺;曹小泉站在最边上,手里拎着两瓶汽水,瓶身凝着水珠;而瘦子,戴着他擦了无数次的镜片,站在人群之外半步,目光望向西边如血的夕阳,张开双臂,像在一只飞翔的雄鹰。
那时候,我们眼里的江湖,并非浪涌千叠的壮阔,而是暗流之下无数错综的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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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撞上哪一块,不取决于勇气,而取决于——谁在潮水退去前,悄悄挪动了那块石头的位置。
我将照片轻轻放回钱包的夹层,动作很慢。然后掏出手机,调出通讯录里那个标着“叔”
的号码,指尖悬停三秒,按下拨号键。
听筒里传来忙音,规律,冰冷,像心跳的计时器。
第二声,接通了。
“喂?”
叔叔的声音带着倦意,背景里有老式收音机沙沙的电流声,正播着柯正良的《大哥》。
“叔,”
我开口,语速比刚才更缓,字字清晰,像在宣读一份早已拟好的契约,“现在,我正带人去都江。东港这边……得劳您替我守几天。”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收音机里的琵琶声忽然高了一度。
“守门?”
叔叔笑了,那笑声低沉,像两块青砖缓缓相抵,“幺儿,门好守。怕就怕——有人早把门闩,换成了软藤。”
我握紧手机,指节发白,却答得极轻:“那就烦您,替我把藤,一根一根,绞成钢索。”
挂断。
夜风扑面,吹得衣领翻飞。我抬头,客运站穹顶的玻璃映出我的轮廓,模糊,却异常挺直。
都江的龙潭,我必跃。
东港的虎穴,我身后已伏下青砖与钢索。
而真正的局眼,从来不在牌桌,不在粮仓,不在码头——
它藏在所有人以为最安全的地方:
比如,一张未拆封的火车票背面;
比如,叔叔收音机里唱的柯正良的《大哥》中的哥词“我不做大哥许多年”
;
比如,此刻我鞋底沾着的、来自体育场跑道的那粒微不可察的红沙。
它正随我步伐,悄然移向风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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