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晚抬头,平声问了一句:“检举人现在在哪儿?”
王部长看她的眼神,停顿了一下。
“死了,”
他说,“昨天夜里。”
父亲留下的,是第二块表。
“姜晚同志,”
王部长的声音压得很低,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她的太阳穴,“我问你,你母亲是不是还有第二块表?”
姜晚抬起眼,对上那双沉得像死水一样的眼睛。
她的手还压在牛皮纸袋上,指尖能感觉到那块金属的温度——不,是冰凉的,像母亲的手腕,像那个冬天她最后一次握住母亲的手,已经凉透了。
“我不知道。”
姜晚说得很平,声音没抖,眼睛也没躲。
“我母亲只有一块表,是我父亲送的。她戴了十几年,从来没摘下来过。”
王部长没接茬。手搭在桌上,手指一下一下地敲,敲了三下,停了。
“你母亲去世时,那块表去哪儿了?”
“陪葬了。”
这是实话。母亲下葬那天,姜晚站在院子里,才七岁,很多事记不清了,只记得棺盖合上去之前,表还在母亲手腕上——银灰色的表盘,左侧那道刮痕,压在白布里。
“陪葬了。”
王部长把这两个字过了一遍,“那眼前这块从哪儿来?”
姜晚低头看了一眼那半截金属。
“您这问题,应该问检举人。”
“检举人死了。”
“我知道,”
她说,“所以您现在来问我。”
话接得不快不慢。意思也清楚——我知道你在套什么,但我没法给你想要的那个答案。
王部长看了她一会儿,把信封往她面前推了推。“你父亲的信,要不要看?”
语气是问句,意思不是。
姜晚伸手,把信封移到面前,没拆,手指压着封口。
“检举人死之前,这块表有没有被动过?”
她没抬头,“表底。”
屋子里停了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