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行道树切割成碎片的阳光在车窗玻璃上一闪一闪地掠过,把她的侧脸照得忽明忽暗。
她还记得很小的时候,老家的房子是一栋建在铁路边的旧木屋,每次有列车经过,整栋房子都会跟着轰隆隆地颤抖。
她父亲是个酗酒的卡车司机,一个月里清醒的日子屈指可数,母亲在市打零工,双手被洗涤剂泡得粗糙白。
家里从来没有多余的钱,学费交不起就用分期付款每次只交一半,课本也是从高年级毕业的学生那里收来的旧书,扉页上写着别人的名字。
那时候她就坐在铁路边的斜坡上,看着眼前驶过的列车,在心里誓——将来一定要从这栋会跟着火车抖动的木屋里走出去,这辈子再也不回头看。
后来她是全校唯一一个考进东京的公立大学的学生,毕业后进了一家很有名的会计事务所,每天穿着干净的套装在写字楼里工作到深夜。
她完全可以找一个普通的男人嫁了——过着平凡但足以摆脱那栋会跟着火车颤抖的旧木屋的生活。
但她不甘心。
她不甘心就这样平凡下去,不甘心好不容易从泥潭里爬出来之后又把自己埋进另一个泥潭里。
那些她替上司整理的客户名单里的男人大多家底丰厚,但看人的眼神都带着一种让她极不舒服的优越感——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男人不会把她放在眼里,只会像对待所有漂亮的女下属一样短暂地热情过后就抛弃。
然后她看到了九条正宗。
那天她刚被从审计组借调到财务省帮忙,第一次见到他站在一堆被反复标记过的预算报表前面,微微皱着眉,手指压在眉心上反复揉着。
没有人给他端茶,没有助理帮他推掉不必要的应酬,他站在那里对着报表上那些复杂繁琐的预算数字愣——那种孤单又倔强的姿态让她想起了她自己,那种从泥泞深处往上爬、每爬一步都要比身边天生就在高处的人多费好几倍力气的经历。
她从侧面默默观察了这个男人很久——他的背景跟那些生来就继承了姓氏和财富的世家子弟完全不同,是靠勤恳、细心和承受无尽压力才从地方一路爬到今天的。
他回到自己那个家时要面对一个永远用审视眼光打量他的妻子,妻子的家族对他的一言一行都暗自评头论足;他嘴上从来不提,但她能从他在应酬后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抽烟时的背影里看出来。
那天晚上在财务省加班结束后,她现他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灯只开了一半。
她泡了两杯溶咖啡端进去,他没有抬头,只是盯着桌上那份关于银行授信审批流程的修正草案,然后忽然对她说“这些条款改了又改,永远改不完”
——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她在那一刻坐到了他对面,没有说我帮你分析一下条款的措辞优劣,只是用双手握着咖啡杯,看着他的眼睛说:“这份草案我在整理资料时就注意到了,你能把这么复杂的东西一条一条理顺,真的很厉害。”
他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那一刻她看到他眼里有一种藏了很久的、被冰封了太多年之后忽然在某个瞬间融化成水光的东西——不是爱欲,是被看见。
被一个比自己年轻的女下属以毫无保留的崇拜语调认可,是他早已习惯的婚姻里从未生过的事。
那天晚上是九条正宗先吻了她。
第二天早上两个人都没有提这件事,但也都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
后来她去检查的时候现自己怀孕了。
她一个人在诊所走廊里坐了很久,手里捏着那张b照片,没有哭,没有慌,只是在心里把接下来的每一步从头到尾盘算了一遍。
她没有在确认怀孕后立刻找他摊牌,而是等到胎像稳定之后才在一个平静的夜晚轻轻告诉他——她不会用这个孩子威胁他,不会去找夫人闹,不会让任何人知道。
她说完之后安静地看着他,等着他的反应。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她说:“搬过来吧。”
就是这三个字,没有嫁入九条家时那种隆重的仪式,没有交换过任何契约或戒指,只是三个字——搬过来吧。
但对她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她当然也想过当他的正派妻子。
但她很清楚她看中的是九条正宗的议员身份——在位时手里握着能给她和真由提供所有庇护的资源——而不是他这个人。
如果九条正宗现在离婚,失去花山院家的支持,银行授信断掉,选区后援会人心浮动,下一次竞选多半连一半的票数都拿不到,他这个人本身对她没有任何额外的价值。
她在等——等他在政治上再往上爬一段,等他可以在没有花山院家庇护的情况下独立站稳脚跟,等他不再需要每次回到九条家面对那张厌恶他的面孔。
到那个时候才是她真正上位的机会。
而现在就算九条正宗想要给她名分,她也不会接受——她会反过来劝阻他,提醒他现在离婚只会让他陷入困境。
“妈妈——我们到家啦。”
真由清脆的声音把理莎从纷乱的思绪里拉回现实。
车已经停在品川区东五反田那栋公寓楼下。
这栋独门独户的两层小别墅是宫本理莎的住所,登记在九条正宗表弟名下。
外墙是浅米色的,院子里种了几棵矮冬青,修剪得很整齐,石板小径从院门一直通到玄关。
这栋房子虽然不大,但在这个地段已经足够让人安心。
理莎牵着真由下车,和田边道别后推开院门。
真由迫不及待地换上她那双印着卡通小熊的拖鞋,踢掉皮鞋时左脚那只飞到鞋柜底下去了,她趴在地上够了好几下才够出来。
“妈妈我要吃汉堡肉!
两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