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
那年冬天特别冷。
长江边的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原来叫什么了,爹娘叫什么,家在哪里。
只记得有一天夜里,鬼子进了村,枪声、哭喊声、火烧房子的噼啪声混在一起。
娘把我推进炕洞,压低声音说:“别出声,等娘回来。”
我等了一天一夜,娘没回来。
从炕洞里爬出来时,村子已经没了。
房子烧得只剩骨架,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人。
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都硬了。
我在废墟里翻了半天,翻出半块硬邦邦的饼子,揣进怀里,顺着铁路往南走。
脚上的草鞋早就磨穿了底,脚板裂开的口子渗着血,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饿了就啃树皮,渴了就趴在沟边喝浑水,水混着泥,灌进肚子里沉甸甸的。
走了多少天,我已经记不清了。
白天赶路,晚上找个背风的草垛蜷着,身上裹着一块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破棉袄。
那天夜里落了雪。
雪花不大,但密,一层一层盖下来。
我走到一个村子,扶着墙根就倒了下去。
倒下去的时候,身子越来越轻,像要飘起来。
我想,就这样吧,睡过去就好了。
睡过去就不冷了,不饿了,不想娘了。
快睡着的时候,有人摇我。
是个老头,瘦,精神却好,穿着灰布棉袄,蹲在我面前。
他往我嘴里塞了一口东西,是饼,热乎的,带着麦香。
我本能地咬,嚼,咽,那口饼下了肚,身子才泛起一点热气。
“别睡,”
老头说,声音沙哑,“睡了就醒不过来了。”
他把我扶起来,我站不稳,他便半架着我,一步一步往前挪。
雪地上留下两行歪歪扭扭的脚印,一深一浅。
我们停在一扇黑漆大门前。
门很高,我仰头望,门楣上挂着一块匾,字我不认得。
后来我知道了,那两个字是“杨宅”
。
那天把我捡回来的人,是杨家的老管家,姓孙。
那时候,抗日战争打得正凶,整片华夏大地哀鸿遍野,村里没几个活人。
老孙头没问我叫什么,也没问我从哪儿来。
他领我进了门,穿过院子,院子很大,青砖铺地,角落里有棵老槐树,叶子已落尽了。
他把我领到柴房旁边一间小屋,屋里只有一张板床,一床旧棉被。
“以后你就住这儿,”
老孙头说着,递过来一碗热粥、一身满是补丁却干净的衣裳,“干活,吃饭,少说话。”
我接过碗,手抖得厉害,粥洒出来一些,烫在手背上,也不觉得疼。
我低下头喝,滚烫的粥顺着喉咙滑下去,一直暖到胃里。
把碗舔得干干净净,一滴不剩。
从那天起,我告诉自己,我要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