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末,长白山进入了猎鹰人一年中最焦灼的时节。
赵老蔫这几天睡不踏实。每天后半夜,他都披着棉袄蹲在合作社展览室门口的台阶上,端着烟袋锅,一明一灭的火光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他也不进屋,就那么蹲着,仰头看着天上云彩的厚度,感受着夜风从哪个方向吹来。
杨振庄知道老爷子在盼啥。
“老蔫叔,还不到时候呢。”
他给赵老蔫披了件军大衣,“您这腿刚好利索,别又蹲出毛病来。”
赵老蔫没理他,眼睛还盯着天。
“振庄,你瞅这云。”
他磕磕烟灰,“南边薄,北边厚,后半夜准起风。风一起,霜就下来。”
他顿了顿。
“草开堂,就在这两天了。”
杨振庄没再劝。他也在台阶上蹲下,从兜里摸出烟,点上,陪老爷子一起等。
“草开堂”
是长白山猎户的老话。每年寒露前后,一夜寒霜下来,漫山遍野的青草齐齐枯萎,天地间豁然开朗。这时候没了草叶遮挡,野鸡野兔无处藏身,正是放鹰的最佳时节。
也是鹰屯人进山捕鹰、熬鹰、驯鹰的季节。
赵老蔫这辈老猎户,年轻时个个都是熬鹰的好手。他十七岁那年熬过一头苍鹰,那鹰跟了他十二年,每年秋天陪他进山,开春放回林子。十二年,人鹰之间处的不是主仆,是伙伴。
可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后来林子里的野物少了,猎户们放下猎枪转行种地、养殖,熬鹰的手艺也跟着撂下了。赵老蔫那根鹰杆在仓房里搁了二十多年,落满了灰,榫头都朽了。
直到今年春天省文化厅郑处长来了一趟,提起了猎文化传承的事儿,老爷子才把那根鹰杆翻出来,拿砂纸打磨了三天,又请三哥杨振河重新打了榫头。
“老蔫叔,您这是要重操旧业?”
王建国那会儿还笑话他。
赵老蔫没答话。
他把鹰杆擦得锃亮,搁在炕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摸一把。
十月初三,霜降。
后半夜果然起了风。西北风打着呼哨穿过榛子林,把残存的几片黄叶扫得精光。杨振庄披着棉袄从屋里出来时,赵老蔫已经蹲在合作社门口了,烟袋锅灭了,手搭在眉骨上,眯着眼往北边瞅。
“来了。”
老爷子声音紧。
杨振庄顺着他目光望去,晨雾里影影绰绰走来两个人。前面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瘦高个,腰板挺得溜直,左臂平端,上头蹲着一团灰褐色的影子。后面跟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肩上也架着鹰,脚步轻快得像踩在云上。
赵老蔫扶着拐杖站起来,腿有些抖。
那老头走近了,把左臂上的鹰往上一托,露出脸来。
鹰钩鼻,深眼窝,颧骨高耸,皮肤被山风吹成古铜色。他一开口,嗓音沙哑得像老树皮:
“老蔫哥,四十年没见了。”
赵老蔫嘴唇翕动,半天说不出话。
他把拐杖往杨振庄手里一塞,颤巍巍地伸出手,握住那老头的手掌。
两只同样粗糙、同样布满老茧的手,在晨雾里紧紧攥在一起。
“明哲兄弟……”
赵老蔫声音哽,“你咋……你咋找来了?”
那老头——吉林鹰屯满族猎鹰人赵明哲——咧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省文化厅郑处长给我捎的信。”
他说,“说长白山这头有人要传猎鹰手艺,缺个熬过六十年鹰的老把式。”
他顿了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