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声音微微提高了,“去年鞍钢那场事故,烧伤了六个工人。那不是数字,是人。他们的名字我还记得。”
会议室里安静了。马厅长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刘鸣九坐在角落里,看着张学良的侧脸。他跟着张学良十几年了,很少见他用这种语气说话。他知道,少帅不是在发脾气,是在忍。
最后还是马厅长打破了沉默:“那少帅的意见是?”
“我的意见是:钢增产百分之十五,煤增产百分之二十。这是设备能承受的上限。剩下的,用提高产品质量来补。一吨好钢,顶三吨次品。这个账,也要算。”
马厅长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向上级汇报。”
散会后,刘鸣九跟着张学良走出来。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两个人的脚步声。
“少帅,马厅长那边——”
“我知道他有压力。我也有压力。但有些事,不能因为压力就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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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农忙
1959年秋,赵一荻去了乡下。
这不是张学良的主意,是她自己提出来的。她说:“你在辽阳看到的事,我想亲眼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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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让她去了。他派了两个警卫员跟着,叮嘱她们:“不要暴露身份,就当是普通的下放干部。”
赵一荻去的是铁岭下面的一个生产队。她住在老乡家里,跟妇女们一起下地干活,一起在食堂吃饭。她看到了很多张学良没有跟她细说的事——粮食不够吃,食堂里的粥能照见人影;壮劳力都去炼钢了,地里剩下的是老人和妇女;有些人家已经开始吃树叶和树皮。
她忍住了没有哭,也没有跟任何人说她是张学良的夫人。她只是默默地干活,默默地看,默默地记。
半个月后她回到沈阳,瘦了七八斤。张学良在门口接她,看见她的样子,心疼得说不出话。
她拉着他的手,只说了一句:“学良,地里的事,比你想的严重。”
那天晚上,张学良又失眠了。赵一荻陪他坐着,听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一荻,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已经在做了。调粮食、写报告、压指标。但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
“我知道。所以我要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相。不是我要跟谁作对,是老百姓不能饿肚子。”
她靠在他肩上,没说话。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两个人的影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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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两封信
1959年冬,张学良写了两封信。
第一封是写给东北各省市负责人的,是一封内部通报。措辞很正式,但核心意思只有一个:实事求是,不浮夸,不冒进,把精力放在生产上,而不是报表上。
这封信后来被刘鸣九称为“少帅的底线”
——他没有公开反对什么,但他划了一条线:虚的数字,他不要。
第二封信,是写给一个人的。这个人不在政界,也不在军界,而是一个在北大教书的学者,叫千家驹。张学良跟他并不熟,只是在一次会议上见过一面。但他知道,这个人懂经济,也敢说话。
信的内容很短:“千先生,久仰。东北的经济建设,遇到了一些困难。如蒙不弃,愿听高见。”
这封信是通过私人关系带过去的,没有经过任何官方渠道。张学良知道,这样做有风险。但他也知道,他需要听听不同的声音。
一个月后,回信来了。千家驹的回信写得很长,字迹潦草,但思路清晰。他没有客套,直接分析了东北经济的几个问题: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被忽视、积累率太高、消费被压缩。
信的结尾写道:“将军以实业兴邦为志,今日之困,非将军之过,乃时势使然。唯愿将军坚守务实之道,以待来日。”
张学良把这封信读了五遍,然后锁进了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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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轻工
1960年春,沈阳第一针织厂。
张学良来视察这家工厂,不是偶然的。他最近在研究一个数字:东北的轻工业占比,从1955年的百分之三十八,下降到了1960年的百分之二十一。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资源被抽去搞重工业,老百姓的日用品越来越缺。
针织厂的厂长是个女同志,姓孙,四十出头,干练利落。她带着张学良在车间里走了一圈,介绍生产情况。车间里的机器大部分是旧的,有的还是伪满时期留下的。工人不少,但原材料紧缺,很多机器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