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他改革了训练制度。他借鉴了前世在重庆训练新兵的经验,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每天训练六个时辰,风雨无阻。训练内容包括队列、射击、刺杀、战术、体能。他还建立了军官学校,培养年轻的军官。他亲自担任校长,每周去上一次课。
他还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他从日本购买了大量的步枪、机枪、火炮,从法国购买了飞机,从英国购买了坦克。他建立了兵工厂,自己生产武器弹药。他建立了空军,虽然只有几架飞机,但这是东北的第一支空军。
这些改革,需要大量的钱。张作霖虽然支持他,但不可能无限制地给钱。张学良想了一个办法——发展经济。他请了一批经济学家,研究东北的经济状况,制定了经济发展计划。他鼓励工商业,降低税收,吸引外资。他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他还在奉天创办了一所大学——东北大学,培养本土的人才。
经济搞上去了,税收增加了,军队的经费也就有了着落。张作霖看着儿子,越来越惊讶。他发现,这个儿子不仅能打仗,还能搞经济,还能办教育。他什么都会,什么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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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子,”
有一天,他忍不住问,“你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学来的?”
张学良想了想:“书上。还有梦里。”
张作霖以为他在开玩笑,哈哈大笑。但他不知道,张学良说的是真的。那些知识,是他从无数前世中积累下来的。那一世,他是赵天,在赵国推行变法,发展经济。那一世,他是沈天赐,在重庆办工厂、修铁路、建学校。那些经验,都刻在了他的灵魂里,忘不掉,也带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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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节:治政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一次,奉军大获全胜。张学良的第三混成旅作为主力,攻克了山海关,直捣天津、北京。奉军控制了直隶、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势力达到顶峰。张作霖进入北京,自封为“陆海军大元帅”
,实际上成了北洋政府的最高统治者。
张学良被任命为京榆地区卫戍总司令,驻守天津。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商埠,外国租界林立,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张学良在这里不仅要管军队,还要管政治、管外交、管经济。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治理地方的事务。
他很快发现,治理地方比打仗还要难。天津有几十万人口,有各国租界,有各种帮派,有各种利益集团。要管好这个地方,需要政治智慧,需要外交手腕,需要经济头脑。
他首先整顿了天津的治安。他派兵清剿了帮派势力,打击了贩毒、赌博、卖淫等非法活动。他还整顿了警察队伍,撤换了一批贪污腐败的警察,换上了自己的部下。天津的治安状况迅速好转,百姓拍手称快。
然后他整顿了天津的经济。他降低了税收,鼓励工商业发展。他引进外资,修建工厂、码头、仓库。他还整顿了金融市场,打击了投机倒把活动。天津的经济开始复苏,商人们纷纷回到天津做生意。
最重要的是,他处理了天津的外交事务。天津有九国租界,各国领事馆林立,外交事务非常复杂。张学良利用自己懂英语、懂日语的便利,直接与各国领事打交道。他态度强硬,但又不失灵活。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让步,什么时候该坚持。各国领事对他刮目相看,说他“不像一个军阀的儿子,倒像一个成熟的外交官”
。
在天津期间,张学良网罗了一批人才。他从北京、天津的大学里招聘了一批教授和学者,充实到自己的幕僚团队中。他还从关内请来了一批有经验的地方官员,帮助他治理天津。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叫胡适的人。胡适是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最着名的知识分子之一。张学良仰慕他的学问,专门请他到天津做客。他们在天津的官邸里谈了一整天,从文学到哲学,从政治到经济,从中国到世界。胡适惊讶地发现,这个年轻的军阀,竟然读过他的书,而且理解得很深。
“少帅,”
胡适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有见识的军人。”
张学良笑了:“胡先生过奖。我只是喜欢读书。”
胡适摇头:“不是读书的问题。是悟性的问题。很多人读了一辈子书,什么都不懂。你读过的书,都变成了你的智慧。”
张学良没有说什么。他知道,他的智慧不是从书里来的,是从无数前世中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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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内斗
1925年,奉系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权力斗争。
张作霖进京后,把东北的军政大权交给了自己的亲信杨宇霆。杨宇霆是张作霖的老部下,精明能干,但野心勃勃。他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认为他只是一个靠父亲上位的公子哥。
杨宇霆在东北大肆安插亲信,排除异己。他把郭松龄调离了军队,安排了一个闲职。他还削减了张学良部队的军饷和装备,把资源都倾斜到自己的嫡系部队。
张学良知道后,非常愤怒。他去找张作霖,但张作霖正在北京忙着当“大元帅”
,顾不上东北的事。他给父亲写信,张作霖回信说:“小六子,杨宇霆是老部下,有功于张家。你让着他点。”
张学良把信撕了。他知道,父亲老了,心软了,不愿意得罪老部下。但他不能忍。杨宇霆削他的兵权,就是削他的命。在这个乱世,没有兵权,就没有一切。
郭松龄也忍不住了。他找到张学良,说:“少帅,杨宇霆在东北胡作非为,再这样下去,奉军就完了。我们不能再忍了。”
张学良看着他:“你想怎么办?”
郭松龄犹豫了一下:“反了他。”
张学良沉默了很久。他知道,郭松龄说的是对的。杨宇霆不倒,奉军就没有希望。但反杨宇霆,就是反父亲。他下不了这个决心。
“再等等,”
他说,“会有机会的。”
1925年11月,机会来了。郭松龄在滦州发动兵变,通电全国,要求张作霖下野,杨宇霆辞职。他率领七万大军,出山海关,直扑奉天。张作霖在北京听到消息,大惊失色。他急忙调兵遣将,但奉军的主力都在关内,一时调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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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被派去平叛。他带着自己的部队,从天津出发,赶往东北。他不想打郭松龄。郭松龄是他的老师,是他的朋友,是他最重要的助手。但他必须打。因为郭松龄反的不是杨宇霆,是张作霖。他的父亲。
两支军队在巨流河两岸对峙。郭松龄的部队士气高昂,势如破竹。张学良的部队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很多将领劝张学良投降,说郭松龄是正义的,杨宇霆是该杀的。张学良摇头:“我不能反我爹。”
战斗打响了。张学良的部队且战且退,节节败退。郭松龄的部队步步紧逼,眼看着就要打到奉天。张作霖急得团团转,甚至做好了逃往大连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介入了。关东军司令部致电郭松龄,要求他停止进攻,否则日本将采取“必要措施”
。郭松龄没有理会,继续进攻。日本人撕下了伪装,出动飞机、坦克、大炮,协助张学良的部队作战。郭松龄的部队被打得措手不及,溃不成军。郭松龄被俘,被处决。
张学良站在巨流河岸边,看着河面上漂浮的尸体,沉默了很久。他赢了,但他一点也不高兴。他想起郭松龄临死前说的话:“少帅,我没有反你。我反的是杨宇霆,是腐败,是落后。这个国家,需要改变。”
他的眼泪流下来。
“茂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