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门打开了,人群涌上去。扛着行李的,抱着孩子的,喊着让一让的,挤成一团。有人被挤得东倒西歪,有人踩了别人的脚,有人骂骂咧咧的。晏城护着林芝和李树生,跟着人群往前挤。他力气大,在前面开路,把人群分开一条缝。
好不容易挤上车,车厢里已经塞满了人。过道上站着人,座位底下躺着人,连厕所门口都挤着人。空气混浊,有汗味,有烟味,有脚臭味,混在一起,熏得人想吐。小孩在哭,大人在骂,到处是乱糟糟的声音。
他们的座位在中间,靠窗。三个人挤在两个座位上,晏城让林芝坐靠窗,自己和林芝挨着坐,李树生坐在对面。座位是木条做的,硬邦邦的,坐一会儿屁股就疼。椅背上不知道谁刻的字,歪歪扭扭的,像是什么人的名字。
刚坐下,汽笛又响了。火车哐当哐当动起来,慢慢往前开。窗外的站台往后退去,越来越快。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然后是县城的房子,灰扑扑的,一排一排往后退。然后是田野,光秃秃的,一片一片往后退。偶尔能看见几间土坯房,炊烟袅袅地升起来,在晨光里飘散。
李树生一直盯着窗外,眼睛都不眨。他的脸贴在窗户玻璃上,玻璃冰凉,他也顾不上。
“真快。”
他说,“比我跑得快多了。我跑一天,它一会儿就跑完了。”
林芝笑了。
火车开了一天一夜。
白天还好,看看窗外,聊聊天,时间就过去了。中午的时候,他们吃了点干粮。林芝把王凤娟给的煮鸡蛋分给大家,一人两个。鸡蛋煮得正好,剥开皮,白嫩嫩的,咬一口,香。蛋黄有点干,噎得慌,就着水咽下去。
下午的时候,窗外开始变了。田野变成了房子,低矮的平房变成了一排排楼房。烟囱多了,冒出的烟也多了。火车进站出站,上客下客,越来越热闹。站台上总有人在等车,有的人拎着大包小包,有的人抱着孩子,有的人扶着老人。
有个老太太上车,拎着个大包袱,没人帮忙。晏城站起来,帮她把包袱举上去,放在行李架上。老太太连声道谢,晏城摇摇头,坐回位子上。
晚上最难熬。车厢里灯很暗,昏黄昏黄的。人挤着人,空气越来越混浊。小孩哭,大人骂,呼噜声此起彼伏,吵得人睡不着。过道上站满了人,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有人靠在座位靠背上打盹,有人坐在包袱上,有人干脆躺在地上。
林芝靠在晏城肩上,迷迷糊糊睡一会儿,醒一会儿。每次醒来,都看见晏城睁着眼,看着黑漆漆的窗外。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偶尔掠过的灯光,一闪而过。那些灯光像流星一样,一闪就没了。
“晏城哥,”
他轻声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你睡一会儿,我守着。”
晏城摇摇头。
“睡不着。”
他说。
林芝知道他在想什么。想北京,想那个姓秦的,想明天会生什么。七年的等待,七年的追查,七年的煎熬,都在这趟火车上了。他怎么能睡着?
李树生也睡不着。他坐在对面,靠着窗户,眼睛睁着,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也许在想他爹,想他爹临死前说的话,想那些年的苦日子。
后半夜,车厢里终于安静了一些。小孩不哭了,大人不骂了,呼噜声也轻了。林芝迷迷糊糊睡着了。
梦里,他又看见那片白桦林。阳光很好,透过树叶洒下来,斑斑点点。树叶哗哗响,像在说什么话。晏城走在前头,他跟在后面。两人不说话,只是走着。
走着走着,晏城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他。
“林芝,”
他说,“到了。”
林芝猛地惊醒。
天已经蒙蒙亮了。窗外能看见房子的轮廓,越来越多,越来越密。火车进站出站,上客下客,越来越频繁。站台上的人行色匆匆,都赶着自己的路。
晏城还睁着眼,看着他。他的眼睛红红的,布满血丝,但眼神很亮。
“快到了。”
他说。
林芝点点头。
上午十点多,火车广播响了:“旅客同志们,北京站到了,请拿好您的行李,准备下车。”
车厢里一阵骚动。人们开始收拾东西,往车门挤。晏城护着林芝和李树生,跟着人群慢慢往外挪。下了车,站在站台上,林芝抬头看着头顶的顶棚,高大,宽阔,灯火通明。
这就是北京。
站台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穿着大衣的,戴着帽子的,拎着皮箱的,什么样的都有。有人跑着赶车,有人慢悠悠走着,有人站在那儿等人。广播里一遍一遍地播着到站站的消息,声音很大,但听不清说什么。
他们随着人流往外走。出站口挤满了人,接站的,拉客的,卖东西的,吵吵嚷嚷。有人举着牌子,有人喊着名字,有人拉着他们的袖子问“住店不”
。晏城护着林芝和李树生,挤出人群,站在站前广场上。
天已经黑了。广场上灯火通明,人来人往。远处有高楼,有霓虹灯,有汽车喇叭声。一切都很陌生,一切都很新鲜。那些高楼,林芝在2o45年见惯了,但在这个时代,它们是那么高大,那么新奇。
李树生看着那些高楼,眼睛都直了。他张着嘴,仰着头,看着那些灯火通明的窗户,一动不动。他的脖子仰得酸了,也顾不上。
“这……这就是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