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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3章 鲁北恶魔 80年代末滨州系列割耳案（第4页）

“就因为她瞪了你一眼，你就拿刀砍她？”

袁海泉追问道。张盛华又低下头，嘟囔着：“我就是看那些打扮漂亮的女的气的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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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张盛华只承认伤害小李的犯罪事实，对之前的系列割耳案绝口不提。无论干警们怎么问，他都紧闭双唇，不再言语。袁海泉知道，张盛华的性格很倔强，硬审是不行的，必须找到他的软肋。他让人去调查张盛华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很快，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摆在了他的面前。

张盛华，1968年出生，案发时20岁，身高1米68，是五四居委会的无业人员。他7岁时因患中耳炎，治疗不及时，导致听力下降，反应比同龄人迟钝。因为这个生理缺陷，张盛华从小就被同伴们嘲笑，骂他“聋子”

“傻子”

。他的父母对他也很放任，平时不管不问，让他养成了孤僻、暴躁的性格。表面上看，张盛华瘦弱爱笑，很不起眼，但实际上，他的自尊心极强，记忆力也很好，手脚麻利，跑得特别快，尤其是上墙，非常利索。

街坊邻居反映，张盛华虽然听力不好，但很爱面子，谁要是说他的坏话，他就会记恨在心，伺机报复。他平时没有固定的工作，白天在街头打台球、看录像，晚上就出来胡溜乱逛，有时露宿在街头，有时睡在医院的长椅上，还有时躲在破屋里。他身上总是带着一把小刀子，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和别人发生冲突，甚至动刀子。有一次，他在商店里光看不买，服务员说了他几句，他就拿着刀子，找到那个服务员的集体宿舍，要不是被其他人拦住，后果不堪设想。

更让干警们震惊的是，张盛华有严重的变态行为。街坊邻居说，近几年，他经常偷看妇女上厕所，夜里潜入邻居的院子里，听两口子睡觉的动静，还爬到医院妇科的后窗，偷看妇女生孩子。“这个人心术不正，早晚要出事。”

一位老街坊这样评价他。

结合这些情况，专案组分析认为，张盛华的性格特点是“吃软不吃硬”

，而且自尊心极强，想要让他交代罪行，必须从他的心理入手。袁海泉调整了审讯策略，不再对他进行严厉的追问，而是和他聊起了他的童年经历。“我知道你小时候过得不容易，别人嘲笑你，欺负你，你心里肯定不好受。”

袁海泉说道。这句话戳中了张盛华的痛处，他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

在袁海泉的耐心引导下，张盛华终于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因为听力不好，他从小就很自卑，尤其是看到那些漂亮的姑娘，他既羡慕又嫉妒。他觉得那些姑娘都看不起他，不愿意和他说话，甚至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有一次，我在公园里想和一个姑娘说话，她转身就走了，还对她同伴说‘离那个聋子远点’。”

张盛华的声音带着哭腔，“从那以后，我就恨那些漂亮的姑娘，我要让她们付出代价。”

聊着聊着，张盛华突然说了一句：“在滨州，我就割了三根耳朵。”

这句话让在场的干警们精神一振，袁海泉立刻追问道：“哪三根？说说具体情况。”

张盛华沉默了一会儿，开始交代他的犯罪事实。他说，1986年1月，他在高家附近转悠时，看到高秀梅长得很漂亮，就起了歹心。夜里，他翻墙进入高家院子，摸到东厢房，看到床上躺着一个留长发的人，以为是高秀梅，就用刀割下了对方的耳朵，直到后来看到新闻，才知道割错了人。

1986年8月，他又盯上了郭大国，因为他觉得郭大国“太傲气”

，不把他放在眼里。他翻墙进入郭家，从破损的玻璃处打开门闩，进入西厢房，割下了郭大国的耳朵。1987年3月，他在水利安装队附近看到了小谷，觉得小谷“作风不正派”

，就趁她后门没关严，进入她的卧室，割下了她的耳朵，还划了她的脸，顺手拿走了她的运动鞋。

在审讯的过程中，干警们发现张盛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和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他说，每次作案后，看到警方大规模排查却找不到他，他就觉得特别“威风”

，有一种“胜利”

的感觉。“我看着你们在街头转来转去，就是抓不到我，我心里特别高兴。”

张盛华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在干警们的进一步追问下，张盛华又交代了他在寿光和惠民犯下的罪行。他说，1986年5月，他流窜到寿光，看到林英下班后一个人走夜路，就跟在了她的身后，夜里潜入她的家中，割下了她的耳朵。1986年8月和9月，他在惠民作案时，因为受害人反抗及时，没有割到耳朵，只划伤了她们的脸。

当被问到割下来的耳朵去哪里了时，张盛华的回答让干警们毛骨悚然：“喂狗了。”

他说，每次割下耳朵后，他都觉得很“解气”

，把耳朵随手扔给路边的野狗，看着野狗争抢撕咬，他心里就会涌起一种病态的满足感。“那些女的不是看不起我吗？她们的耳朵连狗都不如。”

这句话从这个二十岁青年嘴里说出来，没有丝毫愧疚，只有令人脊背发凉的冷漠。

为了核实张盛华的供述，专案组立刻展开了证据固定工作。干警们根据他的指认，在他经常藏匿的破屋墙角，挖出了一把用布包裹的匕首，刀刃上的锈迹中还残留着微量血迹，经技术鉴定，与郭大国、小谷等受害人的血型完全吻合。在他姥姥家的柴房里，干警们找到了那双被他偷走的白运动鞋，鞋面上的泥土成分与水利安装队宿舍周边的土壤一致。更关键的是，张盛华供述的每起案件细节，都与受害人陈述、现场勘察记录高度吻合，包括高家案中墙头上的黑色纤维，那正是他当时所穿旧外套的材质，这些铁证彻底锁定了他的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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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张盛华因涉嫌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盗窃运动鞋已构成转化型抢劫）被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案件移送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其进行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

他的听力缺陷并未影响其认知能力，所有犯罪行为均是主观故意下的清醒选择。

1989年1月，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轰动鲁北的系列割耳案。法庭上，张盛华面对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哭诉，起初还试图狡辩，称自己是“被社会逼的”

，但当公诉人出示匕首、血迹鉴定报告、受害人伤情照片等一系列证据时，他终于低下了头，不再作声。受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在法庭辩论中说道：“凶手以极端残忍的手段伤害无辜女性，不仅摧毁了受害者的身体，更在她们心中留下了一生无法磨灭的创伤，其行为已突破社会伦理底线，必须依法严惩。”

最终，法院审理认为，张盛华在两年多时间里，流窜于滨州、寿光、惠民等地，连续实施7起伤害案件，致5人耳朵被割、2人面部受伤，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且系累犯（此前曾因流氓行为被劳动教养），应依法从重处罚。1989年3月，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张盛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盛华当庭表示不上诉，随后该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198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对张盛华的死刑判决。在执行死刑前，袁海泉队长最后一次见到了他。此时的张盛华没了往日的桀骜，眼神空洞，他对袁海泉说：“要是小时候有人管我，要是那些人不笑我聋子，我是不是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这句话让袁海泉沉默许久，这个扭曲灵魂的堕落，既是个人作恶的必然，也折射出当时社会在特殊群体关爱、青少年教育上的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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