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18日的肇东,已经冷得能哈出白气。四站镇坐落在松嫩平原的边缘,一条土公路穿镇而过,把镇子分成东西两半。东边是庄稼地,西边是住户,大多是土坯房,房檐下挂着串起来的红辣椒和玉米棒子。傍晚五点多,天就黑透了,只有镇中心的“帝王酒店”
还亮着灯,玻璃上蒙着一层薄霜,能隐约看到里面划拳喝酒的人影。
没人知道,再过半小时,这条安静的土公路上,会溅满鲜血;那些此刻还在说笑的人家,会在猎枪的轰鸣声中,彻底碎成粉末。
东兴村的村口,姜立明的药店是最显眼的,不是因为大,是因为门口挂着块红漆写的木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立明药店”
。铺子就十平米,货架是用旧木板钉的,第一层摆着感冒通、去痛片,第二层是给牲口用的消炎针,第三层堆着几袋板蓝根,袋子上落了点灰。
姜立明今年22岁,个子不高,皮肤白净,说话声音小,跟人对视会下意识低头。他不是四站镇人,是三年前跟着父母从邻县迁来的,父母去世后,他就靠着这家小药店过活,后来娶了邻村的姑娘张兰,日子才算有了点奔头。
张兰每天中午会来送饭,大多是玉米粥和咸菜,偶尔会炒个鸡蛋。两人就在柜台后坐着吃,姜立明会给张兰夹一筷子鸡蛋,说“你多吃点,下午还要喂猪”
。张兰总是笑,说“你也吃,看你瘦的”
。
药店的生意不算好,但够糊口。镇上的人都知道,小姜的药比镇卫生院便宜,卫生院的感冒通卖五毛,他卖三毛五;卫生院的红霉素软膏卖一块二,他卖九毛。有人问他“为啥卖这么便宜”
,他只会说“都是街坊,别赚太多”
。
麻烦是从1995年7月开始的。那天下午,镇卫生院的院长侯晨清和副院长白慧晨,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走进了药店。侯晨清五十多岁,头发梳得油亮,手里拿着个保温杯;白慧晨四十出头,脸上带着横肉,进门就往柜台边一靠,说“小姜,这药店你别开了”
。
姜立明手里的记账本“啪”
地掉在地上,他蹲下去捡,手指都在抖:“侯院长,我没犯啥错啊……”
“没犯错?”
白慧晨冷笑一声,“你这药有正规手续吗?进货渠道合法吗?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这是非法经营!”
侯晨清慢悠悠地喝了口茶,说“小姜,不是我们为难你。我有个朋友,想在这开家正规药店,你月底前搬出去,我们就不追究你以前的事。不然,你这药得全扣了,还得罚钱”
。
姜立明知道,这不是“为难”
,是明抢。他的药确实没全办手续,镇上哪家小药店有全手续?可他不敢跟侯晨清硬刚,侯晨清是镇里的“大人物”
,跟派出所的周守芳所长是拜把子兄弟,他一个外来户,怎么斗得过?
那天晚上,姜立明没睡觉。他坐在柜台后,看着货架上的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张兰劝他“要不就搬吧,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他摇头:“搬了去哪?这是咱们唯一的活路。”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托邻县的表哥,进一批便宜药。表哥在哈尔滨做药材生意,能拿到“渠道货”
。姜立明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包括张兰的陪嫁钱,那是张兰母亲临死前留的,用红布包着,藏在床板下。
“立明,这钱不能动啊……”
张兰拉着他的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没事,”
姜立明攥着她的手,眼神很亮,“这批药卖完,咱们就能多撑一阵,说不定侯院长他们就忘了这事了。”
9月12号,药到了。两大箱,用麻袋裹着,表哥雇了个三轮车送过来。姜立明连夜把药搬进店,打开一看,有治咳嗽的甘草片,有给小孩退烧的安瑞克,还有几盒头孢,都是镇上人常用的药。他心里松了口气,想着“这下能撑到年底了”
。
可他没撑到三天。9月15号早上,周守芳带着两个民警,开着警车来了。周守芳四十多岁,满脸胡茬,腰间别着把77式手枪,进门就喊“姜立明,把你进的假药交出来”
。
姜立明懵了:“周所长,这不是假药,是正规药……”
“正规药?有手续吗?”
周守芳一挥手,两个民警就把那两箱药抬上了警车。姜立明追出去,抓住周守芳的胳膊:“周所长,这是我的全部家当啊,你不能抬走!”
周守芳甩开他的手,冷笑:“这是侯院长举报的,你要找,找他去。”
姜立明去了卫生院,侯晨清不在;去了白慧晨家,白慧晨关着门,喊“别来烦我”
。他站在土公路上,看着警车开远,突然明白过来。
侯晨清、白慧晨、周守芳,这三个人是一伙的,他们就是要把他逼死。
那天晚上,姜立明喝了半瓶高粱酒,酒是散装的,辣得他嗓子疼。他红着眼对张兰说:“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们好过。”
张兰以为他只是气话,抱着他哭,说“咱们别跟他们斗了,咱们走,去别的地方”
,可姜立明没说话,只是盯着墙上的日历,手指在“侯晨清”
“白慧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