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在四周的时间里,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从第一天开始,训练的内容没有变过,匍匐、投弹、枪械、队形、体能,翻来覆去,覆去翻来,机械的让人崩溃、但王汉彰知道,整个国际纵队,甚至于整个国民军,没有人在乎这些志愿者的死活。他们的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报纸上面的宣传。
在这枯燥的训练中,他的眼睛在看,他的耳朵在听,他的脑子在记。他记住了营地的布局,格兰酒店的正门朝南,酒店后面的空地是帐篷区,帐篷区往西三百米是厨房和食堂,往东五百米是训练场,训练场的北侧有一排用木板和沙袋搭成的简易靶场,靶场的后面是一条干涸的小溪,小溪的对岸是一片橄榄树林,橄榄树林再往北就是公路,公路通往马德里方向。
他记住了营地里的人。不是所有人的名字,而是那些人的面孔、口音、习惯、和他们在人群中的位置。他记住了从不同人口中听到的关于前线的消息。
有人从马德里来,说那里的战况很激烈,国民军的炮火每天都会落在大学城的废墟上,共和军的士兵们用桌椅和书籍堆成掩体,在那些被炸得只剩下半面墙的教室里,一守就是一整天。
有人从托莱多来,说那里的阿尔卡萨城堡被围了两个多月,里面的国民军守军靠吃马肉和皮带活了下来。
有人从科尔多瓦来,说那里的战线上有一种德国人提供的新型坦克,装甲很厚,共和军的反坦克枪打不穿,步兵看到那种坦克就只能往山上跑。
他把这些消息都记在了心里。他在等待返回英国的那一天,当肖恩问起自己在西班牙看到了什么,他能说出那些东西,说出那些不是在报纸上、不是在广播里、不是在任何一个公开渠道能看到的东西。
四周的训练即将结束时,几个东方面孔的人突然来到了营地。
那天下午,训练刚刚结束。王汉彰正坐在帐篷外面,用一块破布擦他那支勒贝尔步枪。
他低着头,用那块布包着通条,伸进枪管里,来回地擦。枪管里的火药残渣被枪油溶解了,变成了黑色的、黏稠的、像墨汁一样的液体,从枪口被通条带出来,沾在布上,沾在他的手指上。
他的耳朵在听——不是在听擦枪的声音,不是在听旁边人说话的声音,而是在听营地入口方向的声音。
他听到了卡车动机的声音。不是一辆,是几辆。不是贝德福德卡车的那种柴油动机的声音。这个声音更轻、更脆、更尖锐,是西班牙的卡车,或者是苏联援助的卡车。
他没有抬头。他的头更低了一点,不是故意低下去的,而是那种“有人在擦枪,擦枪的时候低头看枪管”
的自然动作。
但他的目光朝营地的入口方向偏了一下。不是转头,不是抬眼,只是他的瞳孔在那个方向多停留了几分之一秒钟。
卡车停在了营地入口处。车门打开的声音,人从车上跳下来的声音,不是一两个人在跳,是很多人在跳。那声音不是整齐的“咚”
的一声,而是杂乱的、此起彼伏的“咚、咚、咚、咚”
,像是一袋土豆被人从车上倒了下来。
王汉彰把通条从枪管里抽出来,放在膝盖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布,开始擦枪机的零件。他拆下了枪机,用布擦拭着撞针、弹簧和击机构。他的手很稳,每一个零件都被他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按照顺序摆在他面前的地上,撞针在最左边,弹簧在撞针的右边,击机构在弹簧的右边。他的动作很慢,慢到像是在做一件需要高度专注的手工活,但他的耳朵始终朝着营地的方向张开着。
脚步声从营地的入口方向传了过来。不是一个人在走,是很多人在走。那脚步声是杂乱的、不整齐的,然后他听到了语言。
不是法语。不是英语。不是西班牙语。不是德语。不是波兰语。不是匈牙利语。而是他最熟悉的语言——中文!
那几个人的脚步声在营地入口处停了一下,大概是在和教官确认什么。然后脚步声继续朝营地的方向走来。
他听到了三个不同的声音。一个声音是南方的,带着那种软塌塌的、没有翘舌音的、像是嘴里含了一块刚出锅的年糕一样粘稠的口音。一个声音是华北的,说着和张先云差不多的沧县口音。还有一个人说着西南官话。
王汉彰心里一紧,这三个人突然出现,恐怕不是什么好事。他把头上的帽子往下压了压,试图挡住自己的脸。
他把枪机组装回去,把通条和破布收好,把那支勒贝尔步枪靠在帐篷的支架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和沙子,转过身,准备走进帐篷。
但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他的余光捕捉到了那三个人的身影,正冲着他走过来。那三个人穿着国际纵队的土黄色制服,戴着黑色的贝雷帽,帽子上缀着一颗三角红星。那是国际纵队的标志,但那个标志在他的帽子上缝得不太正,像是他自己缝的。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看上去年纪不大,圆脸,宽额头,颧骨不高但很结实,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看不清他眼睛的光。他的嘴唇很薄,抿着,嘴角微微向下弯,那不是一个在笑的表情,也不是一个在生气的表情,那是一个在审视、在打量、的表情。
他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留着八字胡,个子不高,肩膀很宽,走路的姿势有一种在军队里待过的人才会有的、肩膀不晃、步伐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的感觉。另一个人的皮肤更黑一些,颧骨更高一些,像是南方人,或者是在热带待过很久的人。他的眼睛很亮,透着一种警觉的光。
那个戴眼镜的家伙在王汉彰的身前停住了脚步,他的下巴微微抬着,鼻孔朝天的说道:““你就是王雅克?中国人?”
王汉彰听到“中国人”
那三个字的时候,他的心脏跳了一下。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的眼睛看着那个人的脸,目光里没有惊讶,没有激动,没有“我听懂了”
的任何迹象。他的目光是那种一个法国机械师在西班牙的营地里被一个陌生人搭话时应该有的目光,茫然的、带着一点困惑的、像是“你在说什么,我不太确定我听懂了”
的那种目光。
他用了一种在法国人之间常用的、表示“我没听懂”
的身体语言,微微歪了一下头,肩膀微微耸了一下,嘴角微微向下一撇。
“quoi?”
王汉彰用法语说。“你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