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了一会儿。”
我们像所有情侣一样,在电话里闲聊,大多没什么营养。
那段时间,他说自己有好一点,但我还是担心他的病。
“有没有乖乖吃药。”
每天我都问他。
“没有吃,最近都有感觉好一点。”
“……”
“嗯?阿江,怎么不说话了。”
“我是在想,可能你真的要好了。”
我想起慧慧的话。
确实要尊重伏天明。况且,也不差这几顿。
“等你杀青,我陪你去复查。”
“好,谢谢阿江。”
我觉得他状态不错,也没有太多担心。
“对了阿明哥,最近去探班的少女影迷是不是少了。”
我又想起慧慧,这个初代的追星女孩,想要宽慰伏天明:“她们不是不爱你,她们只是长大了。”
“嗯?没少哦。”
伏天明告诉我。
很快,过了一周,七月过半,我的心思全铺在伏天明的生日上。
他每年的生日都被公司垄断,变成了一场盛大的商务行为。而我又知道,他喜欢过一切有纪念属性的日子。
今年,我请summer推掉所有行程,我把生日定在香港,半岛,顶层。
那间对我们意义非凡的套房。
我想,当我再次把整个香港踩在脚下,会不会是不一样的心境。
到了七月底,行业又生了震荡。
税务部门下通知,要求所有在霍市注册的影视企业,必须提供实体办公证明,并拿出实质性经营的证据。
办公场所租赁合同、本地员工社保缴纳记录、水电费票,一项都不能少。
当年,和我一样的公司都只在霍市注册了一个名。没有员工,没有办公室,只有一个门牌号挂在代办公司的地址上。这个注册地本来为了享受税收优惠而存在。
而霍市当年的政策文件就要求,享受优惠的企业必须在当地有真实的经营痕迹。那条条款一直都在,只是在过去宽松的监管中被所有人当作可以绕过的水坑。
这一轮的严查,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直击这些空壳公司的命门!
但我们这种影视公司,从来就没有在这种偏远边境小城实际运营的意愿。剧组在北京,后期在上海,宣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
不过,有关部门还是给了窗口期。最初的制裁相对温和,只是限制了高额开票的额度,每月可领用的票数量也大幅削减。但对于动辄涉及数百万、上千万资金的影视项目来说,领到的几张低额度票根本是杯水车薪。一部电影的后期制作费、宣传费、场租费,每一笔都远单张票的限额。因为票掣肘,他们面对漫长的项目周期、各类资金款项的不同时间节点,根本无法完成结算,更无法走完注销流程。
无法作为出品方或行方给合作方开具票,项目就无法正常结算回款,整个业务链条瞬间断裂。收不到款,但前期的制作、宣传等成本已经支付,公司很快陷入无米下炊的困境。更遑论无法向合作方提供票,可能构成合同违约,面临被起诉的风险。
一时间,影视圈哀鸿遍野。涉及的项目数量大到让整个行业停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