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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刀山火海（第1页）

杭州城的春意被一道京城来的急报撕得粉碎。

陈文强接到李卫送来的密信时，正在院子里查看新到的煤炉样品。信很短，只有四句话——

“都察院有人递了折子，参你我勾结。皇上批了‘知道了，勿虑’，但查访官员不日南下。你陈家的账目、人员、往来书信，全得被人翻个底朝天。”

陈文强把信看了三遍，然后划了火折子，烧成灰烬。

“知道了，勿虑”

——这四个字在别人听来是定心丸，但他听得懂弦外之音。皇上说“勿虑”

，是让李卫不要担心，不是说不查。折子进了宫就得有个说法，查还是要查的，只是查的人心里有数，不会往死里整。

但问题在于，来查的人是谁。

如果是怡亲王的人，那就是走个过场；如果是都察院的人，那就是来找茬的；如果是两拨人一起来，那才是最麻烦的——有人盯着，有人监督，谁都不敢放水。

他回到书房时，陈浩然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桌上摊着三本账册，每一本都用牛皮纸包了封皮，上面标注着日期和类目。

“爹，我把跟李大人的往来账目单独理出来了。”

陈浩然指着第一本，“这是近三年的全部记录，一笔一笔写清楚了时间、原因、金额、凭证，连李大人借过咱们两辆车马运粮都写上了。”

陈文强翻了翻，字迹工整，条目清晰，每一笔都有据可查。他点了点头，又看向第二本：“这本是什么？”

“是大哥在广州跟洋商的合同。按照您说的，原文和译文一起存档，每份合同都附了签约时的见证人、中间商、付款凭证。”

陈浩然顿了顿，“一共二十三份，时间跨度一年半，涉及英吉利、法兰西、荷兰三国商人，交易总额白银十一万七千两。”

陈文强翻开看了几页，忽然停在一份合同上。

“这个荷兰商人……”

他指着签名处，“范·德·海德？他跟咱们签了五份合同，总金额四万多两，占了小一半。”

“大哥说他是个老资格的东印度公司商站站长，在广州待了十几年，跟十三行关系很深。”

陈浩然说，“大哥跟他的合作一直很顺利，但这个人……”

“怎么了？”

“他去年秋天回巴达维亚了，临走时跟大哥说了一句话——‘明年这个时候，广州的生意格局会变，你们中国人要学会在变局中站队。’”

陈文强眉头一皱。

站队。这个词在任何时代都不新鲜，但在雍正朝，站队意味着押注，押注意味着风险，风险意味着可能粉身碎骨。

他合上账册，靠在椅背上想了片刻。

“你大哥那边有没有说，最近广州有什么异常？”

“说了。”

陈浩然从抽屉里抽出另一封信，“这是他五天前送来的。信上说，最近广州口岸来了几拨陌生面孔，操北方口音，四处打听洋商跟哪些中国商人有长期合约。有人还专门问到了陈家的紫檀生意——每年进多少、卖给谁、走什么渠道。”

陈文强的眼神冷了下来。

打听生意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但“专门问到了陈家”

，这就不是正常了。尤其是在都察院弹劾折子递上去的这个节骨眼上，更是意味深长。

“让乐天把这些打听的人的特征记下来——口音、穿着、问话的方式、跟谁接触过。越多越好。”

陈文强说，“另外，让他这段时间少跟洋商应酬，多跑跑南洋的航线。真要是查起来，他在广州反而麻烦。”

“我已经派人送信去了。”

陈浩然说，“但大哥那边还有一个问题——他说最近有人想买他那条新船。”

“什么船？”

“就是您之前不同意买的那条。去年底，有个英国商人资金周转不开，想卖一条八百吨的远洋帆船，开价一万二千两。大哥觉得太贵，没买。但前几天那个人又找上门来，说价格可以再谈，八千两就出手。”

陈文强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不寻常。

一条八百吨的远洋帆船，就算是在欧洲，造价也远不止八千两。英国商人为什么突然降价？是真的资金周转不开，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他想了想，说：“回信给乐天，让他先别急着买船。等查访的风头过了再说。”

三天后，李卫府上设了小宴。

陈文强到的时候，偏厅里已经坐了四个人。他一眼扫过去，心里就有了数——这四个人，加上他自己，正好是李卫在浙江保举的“模范商人”

中的五个代表。

坐在最上面的是周明远，五十二岁，杭州丝商，家资百万，经营绸缎生意三十余年，是五人中资历最老、根基最深的。他身后站着两个管事模样的人，一个捧着账册，一个提着算盘，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挨着周明远坐的是沈万林，四十五岁，湖州茶商，祖上三代做茶叶生意，跟福建、江西的茶山都有合作。他面色不太好，眼下有青黑，显然是没睡好。

第三个人姓吴，叫吴文才，三十七八岁，宁波药材商，是五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跟李卫关系最近的一个——据说他的妹妹是李卫一个幕僚的妻子。此人精明外露，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进门就跟每个人热情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