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他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空白信笺,提笔蘸墨,刷刷刷写了几行字,盖上了自己的私章,递给了陈文强。
陈文强双手接过,折好放进贴身的衣兜里。他的手很稳,但心跳得厉害——从这一刻起,他不再只是一个替李卫跑腿办事的商人,而是真正参与到了治水这样的大事里。这其中的风险,他比谁都清楚。但机会也一样——一旦这事成了,陈家就不再是靠着李卫庇护的附庸,而是真正有了自己的根基。
从闸房出来时,外头的风更大了。
陈文强沿着河堤往回走,身后跟着两个伙计,手里提着灯笼。夜里的运河像一条黑色的蟒蛇,安静地卧在堤坝之间,偶尔有鱼跃出水面,溅起一朵水花。
他没走大路,而是绕了个弯,去了河对岸的一处小村子。
村子不大,十几户人家,黑灯瞎火的,只有村口一间土坯房里还亮着油灯。陈文强敲了敲门,里头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谁?”
“刘伯,是我,陈文强。”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六十来岁的老汉站在门里,满脸沟壑纵横,眼睛倒是亮的。他打量了陈文强一眼,侧身让开:“进来吧。”
这老汉姓刘,叫刘老栓,是运河上退了役的老河兵,在河道上干了四十年,从闸门启闭到河床疏浚,没有他不精通的。陈文强第一次来这段运河踩点时,在闸口遇见他,聊了小半个时辰,惊觉这老汉肚子里的东西比那些坐衙门的工部官员实在多了。
陈文强进了屋,在板凳上坐下,把李卫批的条子递了过去:“刘伯,成了。李大人点头了,还给了文书,让河标的人配合咱们。”
刘老栓接过条子,凑在油灯下看了一会儿,没说话,把条子还给了陈文强。
“你当真要干?”
老汉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问一件很寻常的事情。
“当真。”
“那老汉得跟你说实话。”
刘老栓在他对面坐下来,拿起烟杆子点上火,吸了一口,烟雾在昏暗的灯光里慢慢散开,“你这个铸铁活页的法子,老汉干了四十年,没见过,也没听过。是好是歹,谁都说不上来。”
陈文强点点头,他知道这一点。
“但是,”
刘老栓话锋一转,烟杆子在桌沿上磕了磕,“老汉见过别的东西。康熙四十五年,工部有个姓戴的主事,在山东那一段试过一种新闸,闸底用了铜制的滚轮,说是能让闸门开合省力。那闸用了三年,后来被洪水冲垮了,但头三年里,那一段的漕运确实顺当了不少。”
陈文强眼睛一亮。
“戴主事的法子没能推开来,不是因为不好,是因为太贵了。”
刘老栓叹了口气,“铜啊铁的,朝廷舍不得花这个银子。再说了,河道上的事儿,三年一换人,谁愿意替后任栽树?”
这话说到了根子上。陈文强心里清楚,他提出来的这些改良,技术上未必不能实现,难的是整个体制的惰性。清朝的河工体制,从上到下,层层敷衍,年年修堤年年垮,不是因为没人懂水利,而是因为没人愿意真正去做事。
“刘伯,咱们不跟他们比。”
陈文强压低了声音,“咱们不图朝廷的银子,咱们就图这段水路能走顺当了。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只要做出样子来,就不怕没人跟着学。”
刘老栓看了他一眼,目光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有欣赏,有怀疑,还有一点担忧。
“陈爷,老汉多嘴问一句——你一个做买卖的,这么上心治水的事,图的是什么?别跟老汉说什么船运方便那些虚头巴脑的话,老汉在河上混了四十年,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你瞒不过我。”
陈文强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在这个老人面前说套话是没有意义的。
“刘伯,我跟你说实话。”
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我陈家从山西搬到直隶,靠的是李大人提携。但李大人迟早要高升的,到时候我陈家怎么办?再去投靠别的大人?那不是长久之计。”
他看着桌上那盏油灯的火苗,慢慢地说:“我想让陈家在这段运河上扎下根来。不是靠着谁的关系,而是靠着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会修闸,我会治水,我能让这段水路比别人顺当。到那个时候,不管哪个大人在这个位置上坐着,都得高看我陈家一眼。”
这话说得很直白,直白到近乎赤裸。
刘老栓听完,没说话,抽了好几口烟,烟雾把他的脸遮住了,看不清表情。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沙哑:“老汉这辈子,见过不少人想在河上扎根。有的靠关系,有的靠银子,有的靠拳头——最后都没扎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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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顿了顿,看着陈文强:“但你这条路子,老汉没见过。靠手艺扎根,靠本事吃饭——这个,老汉信。”
他把烟杆子放下,站起身,从墙角的木箱里翻出一卷发黄的纸,打开来,是一张手工绘制的运河图,上头的标注密密麻麻,墨迹已经褪色了。
“这是老汉这些年攒下的东西,每一处闸口、每一段河床的情况都在上头。”
刘老栓把图纸推到陈文强面前,“你拿去看。要改闸,先得知道这闸是咋建起来的,地基有多深,用了什么料,哪一年修的,哪一年补过——这些都不知道,你就是用金子铸个活页也白搭。”
陈文强双手接过那张图,心里头翻涌着一种说不清的滋味。他想起穿越前在煤矿上,那些老工人的手把手传授,也是这种不求回报的实在。时代变了,人心里的某些东西,却始终没有变。
“刘伯,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