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
“你可能会被当成叛徒。”
潇潇的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那不是笑,而是一种决绝。“陈默,我从阳朔嫁到省城,我本来就已经是个叛徒了。”
她说,“那些嫁出去的女儿,在本地人眼里从来就不是自己人。你以为他们真的把我当成自己人吗?不,我嫁出去的那天,在他们眼里我就已经是外人了。我只是一个户口迁走了、逢年过节回来送红包的外人。”
我从来没有听潇潇说过这样的话。她从来都是那个温柔的、善解人意的、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的潇潇。但此刻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仿佛把过去二十多年里所有咽下去的委屈和不甘全部翻了出来,摊开在我面前。
“我陪你去,”
她说,“我会帮你说话,帮你问价格,帮你录那些他们不会在‘外地人’面前说的话。因为我在他们眼里不是外地人,至少看起来不是。”
我们定了下周五的机票。这次没有告诉任何亲戚,潇潇只跟她妈妈打了个电话,说周末回去住两天。她妈妈在电话那头很高兴,说正好家里的桂花开了,给她做桂花糕吃。
出前的那一周,我做足了准备。我从网上买了一支伪装成车钥匙的录音笔和一副带高清摄像头的眼镜。我不是什么专业调查记者,这些设备是我能想到的最接近“专业”
的东西了。我在省城自己测试了好几遍,确认录音清晰、录像稳定,然后把这些设备和充电线一起装进了一个不起眼的帆布包里。
周五傍晚,我们又降落在了桂林两江机场。夕阳把机场跑道染成了橘红色,远处的山峰像是被镀了一层金边。潇潇在飞机上一句话都没说,一直在看窗外的云。落地的时候,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是做好了下潜的准备。
我们没有住上次的客栈。潇潇在阳朔镇上找了一家不在主街上的小旅馆,开在一栋居民楼的三楼,没有招牌,只在大门上贴了一个“住宿”
二字。老板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姓莫,普通话讲得不好,跟潇潇全程用方言交流。她看我的眼神带着一些好奇,但没有多问。潇潇介绍说我是她老公,莫老太点了点头,给我们开了一间朝南的房间,窗外能看到一小片漓江的支流。
安顿好之后,我拿出眼镜摄像头的说明书重新看了一遍,确认了操作步骤。潇潇坐在床边看着我,忽然问了一句让我愣了一下的话:“陈默,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查出了什么,你能做什么?”
“出去。”
“到哪里?”
“所有能的地方。媒体、社交平台、政府投诉渠道。”
“然后呢?”
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次,但从来没有给自己一个确定的答案。然后呢?然后那些帖子可能会被删,那些账号可能会被封,那些报道可能不出来。然后那些商家可能会更隐蔽地操作,那些游客可能会继续被宰,陶德胜可能永远不会得到一句道歉。
然后呢?
“我不知道。”
我说。
潇潇走过来,把我手里的说明书抽走,放在桌上。她的眼睛很近,近到我能看清她虹膜里那些细密的、深浅不一的纹路。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
“因为总得有人做。如果没有人做,这件事就永远是这样了。”
潇潇沉默了。她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眼眶有些红。
“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个语文老师,”
她说,声音很轻很轻,“她在课上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她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坏人做坏事,而是好人看着坏事生,然后告诉自己‘这不关我的事’。她说,如果你觉得一件事不对,你就应该站出来说不。哪怕你改变不了结果,你至少改变了自己。”
我没有说话。
“我那时候觉得她说的很对,”
潇潇的声音开始抖,“但后来我现,站出来说不的人,往往是最先受伤的人。我那个同学的爸爸,陶叔叔,他站出来了,然后呢?他的腿断了。那个语文老师,她后来被调走了,因为她在一篇课文里讲了一些‘不该讲’的东西。你知道吗,陈默,在这个世界上,好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