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呢?”
“后来我爸没听他们的。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事,凭什么要听别人的。结果你也知道了——腿被撞断了。那辆面包车没有车牌,路口监控坏了好几个,唯一拍到的画面是一辆白色的五菱宏光,但连车型都看不清。警察查了几个月,说线索太少,没法破案。”
陶小禾说到这里,终于哭了出来。不是那种嚎啕大哭,而是一种被压了很久之后终于决堤的、断断续续的抽泣。我握着手机,不知道该说什么。任何安慰的话在这种事情面前都显得轻飘飘的,像是往深渊里扔纸片。
“后来我妈去找了米粉协会的人,问他们是不是他们干的。他们说怎么会呢,大家都是做小生意的,怎么会做这种犯法的事呢。然后我妈就跪下来求他们,说我爸的店不开了,求他们放过我们家。”
我的喉咙像被人掐住了。
“我妈跪了半个小时,”
陶小禾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他们没有人去扶她。后来是门口路过的一个卖菜的大姐看不下去了,把她从地上拉起来的。”
电话挂断之后,我在书房里坐了很久。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远处的写字楼群像是另一个星系的星座,冷漠而遥远。我打开那个加密文档,在“受害者”
一栏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打上了陶德胜的名字、年龄、住址、受伤情况,以及一个女儿对父亲无声的告白。
我忽然想起了那个老人在仓库里说的话——“我们穷了一百多年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现在我懂了,那不是悲悯,不是无奈,而是一张用百年的贫穷和忍耐织成的、密不透风的网。这张网不只是网住了外地游客的钱包,它网住了一切。它网住了陶德胜的腿,网住了陶小禾母亲跪下去的双膝,网住了那些被删除的帖子、被注销的账号、被叫去喝茶的记者。
而网的另一端,握在谁的手里?
我开始查找阳朔米粉协会的资料。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协会在网上留下的痕迹非常少,只有几条零星的新闻和工商注册信息。根据公开资料,阳朔米粉协会成立于2oo9年,注册地址在阳朔镇某条街上,法定代表人的名字叫周茂才。我在地图上搜了一下那个注册地址,现是一个居民小区的一楼,门牌号标着“xx路xx号”
,但街景地图上显示那是一个普通住宅,没有任何招牌或标识。
我搜索了周茂才这个名字。搜出来的结果不多,但每一条都很有意思。2o15年,阳朔县召开餐饮行业座谈会,周茂才作为米粉协会的代表出席,在会上强调了“规范行业秩序”
的重要性。2o18年,一篇阳朔本地的新闻报道中提到,周茂才被评为“阳朔县优秀民营企业家”
,报道中配了一张照片——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方脸,宽额,皮肤黝黑,穿着深色的夹克,站在一群人中对着镜头微笑。
我看清了那张脸。
不会错的。就是那天晚上在仓库里,坐在桌子一端、头花白、面容和善、声音沙哑的老人。那个说“我们穷了一百多年了”
的人。那个在官方报道里被称为“优秀民营企业家”
的人。那个在陶小禾的叙述中,出现在她家门口、坐在一群人中、看着她母亲跪了半个小时而没有去扶的人。
周茂才。
我的手在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那种愤怒不是暴烈的、冲动的,而是冷静的、克制的、像冰面下的暗流一样沉重而危险的愤怒。我知道了他的名字,知道了他的身份,知道了他在这个系统里的位置。但知道这些和改变这些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证据。
我需要证据。不是我的笔记本上那些观察记录,不是网络上的二手资料,不是陶小禾的电话证词。我需要的是能够被法庭采纳的、铁证如山的一手证据。我需要拍到米粉店老板娘亲口说出“因为你是外地人所以价格不一样”
的录像,需要录到周茂才或者他的人亲口承认“价格联盟”
存在的录音。
我需要回到阳朔。
潇潇知道我的决定后,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整整一个小时没有出来。我听到她在里面走来走去,有时候停下来,像是在想什么,然后又继续走。当她终于打开门的时候,她的眼睛是红的,但脸上没有泪痕。她已经哭过了,也决定了什么。
“我跟你一起去。”
她说。
“潇潇——”
“我不是要拦你,”
她的声音平静得不像她,“我是要去帮你。”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我们在彼此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深的、连我们自己都无法命名的决心。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问她。
“我知道。”
“你可能会得罪很多人,包括你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