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一桌坐着两个本地老头,穿着汗衫短裤,脚踩拖鞋,正用方言聊着天。他们吃完起身去结账,我清楚地看到其中一个老头从裤兜里摸出一张十块钱和两个钢镚儿,放在桌上。十块钱加两个钢镚儿,十二块?不对,十块钱加两个一块的钢镚儿是十二块,但那个老头放下的分明是两个五毛的钢镚儿。十块钱加一块钱,十一块钱。也不是七块。
我有些困惑了,也许是自己想多了?也许就是涨价了?但我接着看到另一个本地人结账时,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五块和三张一块的纸币,一共八块。他吃的也是卤菜粉,二两的,和我一样。八块。不是七块,不是十一块,不是十三块。
八块。
我现了一个规律:每个本地人付的钱都不一样,有的七块,有的八块,有的十块,有的甚至只付了六块。老板娘收钱的时候连看都不看,钢镚儿丢进一个铁盒子,纸币塞进围裙口袋里,动作行云流水,仿佛这一切理所当然。
我放下筷子,心里的疑惑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我终于忍不住了,走到灶台前,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一些:“老板娘,我想问一下,这个米粉到底多少钱一碗?”
老板娘正在洗锅,头也不抬:“墙上写着呢,十三。”
“可我上次来吃的时候是七块。”
她终于抬起头来,脸上那种热络的笑容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很不耐烦的表情:“上次?你什么时候来吃过?”
“三天前,和我老婆一起来的,她是本地人,阳朔的,你认识她,叫潇潇。”
老板娘的手顿了一下,然后她笑了。那是一种很微妙的笑,嘴角只是微微上扬,但眼睛里没有任何笑意,像是一个程式化的表情被精准地执行了。“哦,潇潇的老公啊,”
她说,语气不咸不淡,“那你下次带她一起来嘛,一个人来我哪认得你。”
这个回答避重就轻,完全没有解释价格差异的问题。我正要继续追问,排在我后面的一个中年男人不耐烦地催促道:“到底吃不吃啊?不吃别挡着。”
我深吸一口气,压住心里的那股火气,尽量保持冷静:“老板娘,我想知道你们店里是不是有两个价格?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另一个价?”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平静的水面。排队的几个人齐刷刷地看向我,老板娘的脸色也变了,从无所谓变成了警觉,又从警觉变成了一种我形容不出的表情——不是心虚,不是慌张,而是一种近乎挑衅的坦然。
“是又怎样?”
她放下手里的漏勺,转过身来正对着我,双手叉腰,“本地人天天吃,一年到头吃几百碗,你们外地人就吃一次两次,价格不一样怎么了?天经地义的事!”
她的嗓门不小,周围的人都听见了。我本以为会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但出乎意料的是,那些排队的本地人不仅没有帮腔,反而用一种看热闹的眼神望着我,有几个甚至露出了“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事”
的表情。
“可是你墙上写的价格是统一的,你这样做不就是欺诈吗?”
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拔高了。
“欺诈?”
老板娘像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嗤笑一声,“我这店开了二十年了,街坊邻居都晓得规矩。你嫌贵可以去别家吃嘛,没人逼你。”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她说得轻描淡写,仿佛我是一个不可理喻的胡搅蛮缠者,而她只是一个坚持自己原则的生意人。更让我难受的是,旁边一个大爷居然开口帮腔了:“小伙子,不是我说你,人家做小本生意的,不容易。我们阳朔米粉店都是这样的,你去哪家都一样,别较真了。”
去哪家都一样。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我的耳朵里。我转身离开了那家店,粉只吃了一半,但胃里翻江倒海,说不清是气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走回主街的时候,我注意到街对面还有一家米粉店,门口也贴着“米粉”
两个大字。我临时起意,走了进去。
“二两卤菜粉。”
这次我刻意没有说普通话,而是模仿着潇潇的腔调,用我蹩脚的桂林方言说了这句话。老板娘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迟疑,然后开口了,这次用的不是普通话,而是方言,问我:“要辣没?”
“要一点。”
我继续用方言回答,心里暗暗得意。
粉端上来的时候,我问多少钱,老板娘说:“六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