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份被我修改过的文件,我都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精雕细琢,力求做到天衣无缝。我曾经为此感到过一丝可悲的骄傲——整个设计公司里,只有我能做到这种程度,范总离不开我,他骂过所有人,但从来没骂过我。
现在我明白了,他不骂我不是因为我做得好,而是因为我是他的“工具”
。没有人会骂一把好用的锤子,但也没人会尊重一把锤子。
改完数字,改付款日期,然后是最难的部分——评估报告的公章。
我打开搜索引擎,找到那家评估机构半年前在官网上布的一份公告,上面有他们旧版公章的样式。圆形的,外圈是机构全称,内圈是五角星,下方是一排小字“报告专用章”
。我一点一点地把它从pdF里抠出来,调整透明度,叠加纸张纹理,最后盖在评估报告的落款处。
整个过程用了不到四十分钟。
快到我自己都觉得可怕。
我把改完的文件拖进ps里,从头到尾检查了三遍,确认没有任何破绽,然后导出为pdF,压缩到合适的大小,到了范总的邮箱。从我开始改到送完成,一共用了两小时十五分钟。两小时十五分钟,我完成了一份价值一千五百万的股权转让欺诈。
我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恶心从胃里翻涌上来。不是生理上的恶心,是一种道德上的、存在意义上的恶心。我刚刚做的事情,如果被查出来,足够让我在里面待上五年。五年,一千八百多天,贝贝会从一个四岁的小女孩长成一个九岁的小学生,她会忘记我的样子,会习惯没有爸爸的生活,会在作文里写“我的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
。
手机震动了,是范总的回复:“收到。辛苦了。”
后面跟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我盯着那个表情看了很久。微笑的黄色圆脸,弯弯的眼睛,微微上翘的嘴角。这个表情符号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表达善意和友好,但此刻它看起来像一张鬼脸,一张从地狱深处浮上来的、带着虚伪笑容的鬼脸。
我关掉ps,打开百度网盘,把今天所有的操作记录、聊天截图、文件修改版本全部上传到一个新建的文件夹里。文件夹的名字我犹豫了一下,最后打了三个字:证据。然后我又觉得太显眼了,改成了“工作资料2o26”
。反正范总看不到我的网盘,他甚至连我有网盘都不知道。
做完这些,我看了看时间,是上午十一点二十。
距离贝贝放学还有五个小时。
如果我动作够快,在贝贝放学之前去经侦大队自,做笔录,提交证据,然后让警察把范总控制住,我甚至还能赶在幼儿园放学前去接她。我要在接她之前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把脸上的疲惫和恐惧洗干净,然后站在幼儿园门口,等她像一颗小炮弹一样冲进我怀里,奶声奶气地喊一声“爸爸”
。
我要在那之前把一切都结束掉。
我站起来,拿起桌上的文件——范总没有收走的那些原始文件——叠好,塞进公文包。我的动作很自然,就像平时收拾东西准备下班一样。范总的办公室门关着,他应该在里面打电话,声音断断续续地传出来,听不清内容,但语调很轻松,偶尔还笑几声。
我走出办公室,穿过走廊,经过前台。前台小刘已经来了,正在补口红,看到我出来,笑着打了个招呼:“陈哥,今天这么早走?”
“嗯,有点事。”
我扯出一个笑容。
走到电梯口,按了下行键。电梯从一楼上来,门打开的时候,我差点和里面的人撞上。
是周姐,hR。
她看到我也愣了一下,然后眼神变得很奇怪。那种奇怪不是惊讶,也不是疑惑,而是一种我知道某种你不知道的秘密的表情。她看着我手里的公文包,又看了看我的脸,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说点什么。
“周姐。”
我点了点头,从她身边走过。
“陈默,”
她忽然叫住我,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你那个文件夹,小张拷给我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里面东西挺多的。”
我猛地转过身。
周姐站在电梯里,一只手按着开门键,另一只手插在西装口袋里。她的表情终于不再模糊了,我清楚地看到了她脸上那种表情——是怜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式的怜悯,就像你看着一只被困在捕兽夹里的动物,你知道它活不成了,你感到难过,但你不会为它做任何事情。
“你什么意思?”
我的声音紧。
“我的意思是,”
周姐松开开门键,电梯门开始缓缓合拢,她的声音从那道越来越窄的门缝里传出来,“你以为范总不知道你有备份吗?那个网盘,你在公司电脑上登录过。公司的It监控可以看到一切。”
门合上了。电梯开始下行,数字从12跳到11,1o,9。
我站在原地,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是范总之前说过的那句话,一遍又一遍地循环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