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打开相机,拉近焦距。手机的变焦效果很烂,最多只能拍到模糊的人影,但我还是看到了——办公室里有人,不止一个,至少有两个人影在显示器前面晃动。其中一个体态微胖,是范总。另一个穿着深色衣服,看不清是谁。
他们在干什么?在我办公室?
我的手又开始抖了。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被什么东西扼住喉咙的感觉。我忽然想到,我所有的设计文件都存在公司的电脑上,包括那个加密文件夹。虽然我设了密码,但范总是老板,他可以让It直接重置我的密码,或者干脆拆了我的硬盘。
他们是不是已经在做证据了?不,不对,如果范总要做证据,为什么要选在凌晨三点?他完全可以等白天我上班的时候,当着我面处理。除非——他也在害怕些什么,他做的事情不能让别人看到,包括白天的监控、包括前台、包括任何可能会多看一眼的同事。
我紧紧握着方向盘,手心全是汗。
就在这时候,我的手机又震动了。
我以为还是推送新闻,没有理会。但它一直震,一直震,像是有人急着找我。我低头一看,来电显示是两个字:范总。
凌晨三点十六分,范总给我打电话。
我盯着屏幕上那两个字,血液像被抽空了一样。手机在我的手里像一个烫手的山芋,我犹豫了三秒钟,按下了接听键。
“陈默啊。”
范总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点笑意,“你是不是在公司楼下?”
我没有说话,但我的沉默出卖了我。
“我看到你的车了,”
他说,“本田那辆,对吧?你刚停在那儿的时候,对面高架上有个人应该没注意到你,但我注意到了。你上来吧,正好有些事情要跟你聊聊。”
电话挂断了。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人攥了一下。我想动车子逃走,但手指僵硬得握不住钥匙。我想推开车门跑,但腿完全不听使唤。我就那样坐在驾驶座上,像一尊石像,大脑一片空白。
对面那栋楼的十二楼,有两盏灯灭了。
他们在下来。
我到这一刻才真正明白,我从来不是身不由己。
我是自己走进来的。
第一次,范总让我改一张两百块的餐饮票,说就是走个账,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犹豫了一下,改了。我以为那只是一张票。
第二次,他让我改一份三万块的合同单据,说金额不大,就是补个流程。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改了。我以为那只是一张单据。
第三次,他让我用ps做一个公章,说真章丢了要等半个月,有个急件必须要盖。我犹豫了两天,在他的威胁和利诱下,还是做了。我以为那只是一个章。
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每一次我都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下一次一定拒绝。
但每一次他都能找到我的软肋,每一次他都能让我相信,如果不照做,我会失去一切。
我看了看仪表盘上的时间,显示是五月十五日,农历三月廿九。日期是什么意思我不清楚,但日子我记得很清楚——今天是我女儿四周岁生日,我答应她晚上早点回去,陪她吹蜡烛。
但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凌晨三点多,我在公司楼下,等我的老板下来找我。
后视镜里出现了两个人影,他们从写字楼的旋转门走出来,径直朝我的车走来。范总走在前面,后面跟着的居然是公司的It主管小张。小张是我的熟人,在公司跟我的关系不错,平时还会约着一起吃午饭。
但此刻的小张低着头,看不清表情。
范总走到我的车门前,敲了敲车窗。我摇下车窗,冷风灌进来,吹得我太阳穴生疼。
“陈默,”
范总笑了一下,那笑容在路灯下显得很不真实,“你知道吗,你刚才改的那份遗嘱,其实是个假的。”
“什么?”
“那份遗嘱本身就是假的,”
范总掏出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路灯的光柱里慢慢散开,“我让你改遗嘱,就是想看看你会不会改。你果然改了。陈默,你说你怕犯法,但你改的时候手比谁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