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那个号码还亮着,通话计时一秒一秒地跳动。陈默没有挂断,我也没有。我们就这么隔着电波对峙着,雨水顺着我的头发往下淌,模糊了我的视线。三楼那扇窗户里什么都看不见了,窗帘拉得严丝合缝,连手机屏幕的光都消失了。好像刚才那个从缝隙里往下看的人从来就不存在。
但电话那头,他的呼吸声还在。
很轻,很稳,一下一下的,像一只蛰伏的兽,在黑暗中注视着它的猎物。我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寂静里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一个我早就该问的问题。
“你什么时候拿到我手机号的?”
他没有立刻回答。沉默蔓延了几秒,像是他在认真思考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才最得体。然后他说话了,那种闷闷的低沉的气声又回来了,像是他故意把嘴唇凑近了话筒,每一个字都带着潮湿的热气。
“你搬来的第一天,”
他说,“物业在楼道里贴了住户联络表,你的房号、姓名、手机号,都写在上面。”
物业。住户联络表。
我想起来了。搬来的第一天,物业确实在每层楼的楼道公告栏上贴了一份这栋楼的住户联络表,上面有每家每户的联系方式。我当时还在想这种老小区真是毫不注重隐私,但转念又觉得反正只有这栋楼的住户能看到,也就没太在意。
我从来没想过,这栋楼的住户里住着一个陈默。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的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平静,平静得有些不正常。人在极度愤怒的时候有时候不是面红耳赤,而是通体冰凉,血液像是被抽走了,只剩下一个空壳子在说话。
电话那头又笑了一声。不是冷笑,也不是得意的笑,而是一种很奇怪的、带着某种遗憾意味的笑,像是一个人做了一件自己觉得很得意的事情,却不太明白为什么别人不理解。
“因为你从来不跟我说话。”
我愣了一下。
“每次在楼道里碰到你,你都低着头走过去,”
他说,语速忽然变快了,像是在为自己辩解,又像是在倾诉,“我跟你打招呼,说你好,你就点个头,眼睛都不抬一下。我帮你扶过鞋架,帮你捡过掉在地上的快递,帮你把垃圾袋带到楼下,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都没有看过我。”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孩子气的委屈,那种委屈让人觉得荒谬至极。一个三十多岁的成年男人,站在雨夜的窗户后面,对着手机那头的女人细数自己帮她扶过几次鞋架,语气中的怨毒浓烈得像是要顺着信号爬过来。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说,“跪下来谢你?”
“我想让你看看我。”
他说,声音忽然压得更低了,低到像是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你应该看看我。你从来不看任何人,你知不知道?你每天从楼上下来,经过我门口的时候,你从来不看我的门,也不看我贴在门上的东西。我养了一盆绿萝,养得很好的,放在门口,你从来不看。你是一个从来不看不听不想的人,你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你不觉得这样对别人很不公平吗?”
雨水灌进我的领口,凉意顺着脊背一路向下。我终于明白了,不是因为我得罪了他,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惹恼他的事情,而是因为我什么都没做。我没有多看他一眼,没有对他的存在做出任何回应,这种漠视在他那里被发酵成了一种深不见底的恨意。
他不是因为恨我才这么做的。
他是觉得自己被忽视了,所以要惩罚我。用一种最恶毒、最阴损、最能逼疯一个独居女人的方式。
“公厕墙上的字是谁写的?”
我问。
“是我。”
他说得很坦然,坦然地像在说今天晚饭吃了什么,“上星期二凌晨,两点多,我趁没人的时候去写的。写的时候手在抖,马克笔的味道很冲,我差点吐了。但写完之后我很高兴,特别高兴,我觉得我终于让你注意到我了。”
他终于让我注意到他了。
是的。他做到了。
此刻我站在雨里,仰头看着他所在的楼层,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干的,脑子里装满了这一周以来每一个骚扰电话的铃声、每一条恶臭短信的文字、每一个深夜亮起来的手机屏幕。我成功了注意到他了。我甚至专门为他去了一趟派出所,专门为他找了一个做网络安全的朋友,专门为他站在雨里打了这通电话。
他如愿以偿了。
我挂断了电话。
不是因为我怕他,而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给他他想要的东西。他在电话那头的每一次回应都带着那种餍足的、被满足了的愉悦,他在享受这个过程。我愤怒、我恐惧、我调查、我质问,这一切都是他的养料,是他持续这场游戏的燃料。
我不能再给他了。
可说来容易。当我挂断电话、拖着湿透的身体爬上六楼的时候,楼道里的灯又坏了。陈默住五楼,他的门就在楼梯拐角处。我经过那扇门的时候,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我不敢侧头,但我余光里看到了——他的门上贴着什么东西,一大片深绿色的,是他说的那盆绿萝的叶子形状的贴纸。贴纸做得不算逼真,但在黑暗的楼道里,那些叶子像是要从门上长出来一样,密密麻麻的,中间隐约露出一行小字。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我没有停下来看。我上了六楼,开了门,反锁,挂上防盗链。然后我靠在门板上,听着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忽然闻到了一股味道。
焦油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