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太阳就毒辣辣地晒下来。
摹形司地下的匠作间倒还阴凉,但空气里那股药味更浓了,闷在里头,闻久了让人头晕。张砚从五月底开始,就觉得“玄黄一号”
有些不对劲。
说不上具体哪里不对。它还是按时起床,按时看书,按时接受测试,对答如流,举止得体。但张砚总觉得,那双眼睛里,多了些东西。不是预设的悲情,不是设计的忧郁,是另一种更隐晦、更锐利的东西——像在观察,在计算,在等待。
吴良也察觉了。六月初三那天,他私下对张砚说:“最近跟它接触,有什么异常吗?”
张砚想了想:“没有明显异常。就是……就是觉得它太‘静’了。以前还会主动说几句话,问些问题,最近很少了。”
吴良沉吟:“药量减了之后,自主意识会增强。这是正常的。只要不影响任务就行。”
但张砚觉得,不是“增强”
那么简单。是某种质变。
六月初八,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张砚照例在“适应房”
陪“玄黄一号”
。窗外又下起雨,哗啦啦的,打在窗棂上。屋里光线很暗,点了盏油灯。
“玄黄一号”
在看书,是《史记·项羽本纪》。看到垓下之围那段时,它忽然放下书,抬头看向张砚。
“张先生,”
它问,“您说,项羽该不该过江东?”
张砚一愣。这个问题,不在预设范围内。他谨慎地回答:“历史已成定局,后人评说而已。”
“可如果项羽过了江东,历史会不会不一样?”
它追问,眼神很认真。
“也许吧。但历史没有如果。”
“玄黄一号”
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那如果……如果甲申年,崇祯皇帝南迁了,历史会不会不一样?”
这话问得危险。张砚心里一紧,面上尽量平静:“这是假设,不好说。”
“可人活着,不就是在做选择吗?”
“玄黄一号”
说,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选对了,活;选错了,死。或者……生不如死。”
它顿了顿,看向窗外雨幕:“张先生,您说,我这一生,有多少选择是自己做的?”
张砚答不上来。它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被设计好的。哪有什么选择?
“玄黄一号”
似乎也不需要他回答。它转回头,继续看书,但张砚注意到,它翻页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那天张砚在记录里详细记下了这次对话。吴良看了,眉头皱起来。
“它开始思考‘选择’和‘命运’了。”
吴良说,“这是自我意识深化的表现。要注意引导,不能让它往消极的方向想。”
“怎么引导?”
张砚问。
“强化‘责任’和‘使命’。”
吴良说,“让它觉得,它的命运虽然悲剧,但有意义。是为‘故国’,为‘气节’,为某种高于个人的东西而牺牲。这样,它才能坦然接受结局。”
张砚明白了。这是要给它的死亡,赋予意义。让它觉得,死得有价值。
可这种“意义”
,不也是被灌输的吗?
六月中旬,“玄黄一号”
开始出现一些更细微的变化。
它会自己调整作息。原本设定的起床时间是卯时三刻,但它常常提前半个时辰就醒了,在屋里慢慢踱步,或者站在窗前,看着外面天色一点点亮起来。
它会挑剔饮食。原本的药膳,它吃了几口就放下,说“没滋味”
。吴良让厨子调整配方,加了点盐和香料,它才勉强吃下去。
最让张砚在意的是,它开始“回忆”
一些没有被灌输过的细节。
有天它说,记得小时候在宫里,有个姓贺的老太监,会做一种特别的糖人,用的是麦芽糖和芝麻,捏成各种小动物。
张砚查了档案,朱慈焕的口供里,提到过“贺太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