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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自我测试（第1页）

康熙三十九年。

张砚在摹形司已经二十年了。

二十年，足够让一个年轻人变成中年人，眼角生出皱纹，鬓角冒出白发。也足够让一些事变成习惯，像呼吸一样自然——早起点卯，记录，比对，整理，下值，回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但有些事，时间越久，越不自然。

六月十五那天，张砚在整理一批新到的口供。是四川巡抚送来的，说在川东抓到几个“朱三太子余党”

，供词里提到了崇祯皇帝的“遗诏”

。他一份份看，抄录，比对，和之前的版本核对。

抄到第三份时，他的手忽然抖了一下。

那份口供里，有个细节：说崇祯皇帝上吊前，在袍子上写了一行血书，内容是“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

。这个细节，张砚记得在康熙二十五年的某份记录里见过，但当时是写在衣带上的，不是袍子。

他起身去档案架，找到康熙二十五年的那份。翻开一看，确实是“衣带遗诏”

，不是袍子。

两份记录，时间相隔十四年，地点相距千里，细节却有出入。按规矩，他应该标记出来，等吴良决定用哪个版本。

但他没标记。

他坐在那里，盯着两份记录，看了很久。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个念头：哪个是真的？还是两个都是假的？或者……真的那个，早就被改掉了？

这念头像根刺，扎在心里，拔不出来。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蝉鸣聒噪，屋里闷热，汗水把薄衫浸湿，黏在身上。

他忽然想起怀旧轩里，朱慈焕说的那句话：“有时候我觉得，那些假的，比我更像‘朱三太子’。”

又想起洪洞县的王氏，眼角那滴眼泪。

再想起聊城那三个副本，临死前可能有的困惑。

最后，想起他自己。

二十年了。他在摹形司二十年，经手过无数份口供，修改过无数个细节，参与过“博学鸿儒”

的筛选，见过“半活人”

，见过副本的生死。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旁观者，是记录者。

可有没有可能……他也是被记录的？

这个念头冒出来，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不会的。他对自己说。我是张砚，绍兴人，父亲是教书先生，母亲早逝，在县学读过书，在衙门做过书吏，康熙十八年被征召进摹形司。这些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但真的清楚吗？

他闭上眼，努力回忆童年。

最早的记忆，大概是四五岁，在绍兴老家的院子里，母亲在井边洗衣服，他在旁边玩泥巴。阳光很好，母亲哼着歌，是江南小调，软软的，听不清词。

这个画面，很清晰。但他忽然发现，画面里只有母亲的背影，看不见脸。

他想不起母亲的样子。

他又想父亲。父亲是个严肃的人，教他识字，背《三字经》。他记得父亲的手，很瘦，握笔时指节发白。记得父亲的书房，靠墙一排书架，堆满了书。记得父亲常说的话：“砚儿，好好读书，将来考功名。”

这些细节，都清楚。

但父亲的相貌呢？他努力想，只能想起一个模糊的轮廓：清瘦，长须，戴方巾。具体眉眼，想不起来。

这不正常。他在摹形司二十年，见过太多人被“校准”

记忆。那些被灌输的记忆，往往细节丰富，但缺乏第一人称的情感温度。就像看别人的故事，虽然知道情节，但感受不到切身的喜怒。

他的记忆，会不会也是这样？

张砚坐起身，点燃油灯。昏黄的光照亮屋子，墙上投出他摇晃的影子。

他走到桌前，摊开纸，提笔写下自己的生平：

“张砚，字子墨，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生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父张守仁，塾师；母陈氏，早逝。康熙五年（1666年）入县学，康熙十五年（1676年）为绍兴府衙书吏，康熙十八年（1679年）入摹形司……”

写到这里，他停下笔。

这些信息，是从哪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