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有一份康熙二十五年的,说黄宗羲晚年专注于着述,正在写《明儒学案》,梳理有明一代学术源流。“此书若成,恐助长遗民气焰”
。
张砚把这些资料归拢,在黄宗羲的卷宗袋上贴了张红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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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吴良交代的,表示需要特别关注。
但他心里有个疑问:像黄宗羲这样声望卓着、又明显不愿与朝廷合作的大儒,为什么还要一再征召?是为了显示朝廷的宽宏?还是……有别的打算?
他没敢深想。
年关前后,衙门放假五天。张砚没回住处,继续在记录室整理资料。两个年轻记录员都回家过年了,整座摹形司空荡荡的,只有他和吴良,还有后院轮值的杂役。
除夕夜,吴良让人备了桌简单的酒菜,叫张砚一起守岁。
两人在吴良的屋里对坐。窗外偶尔传来零星的爆竹声。
京城禁止民间大肆燃放,但总有人偷偷放几个。
“十年了。”
吴良给张砚斟了杯酒,“时间真快。”
张砚接过酒杯。酒是绍兴黄酒,温过的,香气醇厚。“是啊,十年了。”
“这十年,你做得不错。”
吴良举杯,“心思细,记性好,嘴也严。司里需要你这样的人。”
张砚道了谢,抿了口酒。酒入喉,暖意散开。
“这次博学鸿儒科的事,你怎么看?”
吴良问。
张砚斟酌着词句:“工程浩大。三百多人,要一个个查清楚,不容易。”
“是不容易。”
吴良放下酒杯,“但必须做。皇上要的,不只是才学之士,更是‘自己人’。你明白吗?”
“明白。”
“不明白。”
吴良摇头,“你只明白表面。我告诉你,这次开科,取中的一百人,将来可能有人入阁,有人做尚书,有人放巡抚。他们的学问、能力倒在其次,关键是要可靠。要从小读圣贤书,心里装的却是大清的天下。”
张砚听着。这话说得露骨,几乎不像吴良平时的风格。
“所以咱们的工作,就是确保这一百人,个个可靠。”
吴良看着他,“不可靠的,要么筛掉,要么……变得可靠。”
“怎么变?”
张砚忍不住问。
吴良笑了,夹了筷菜。“法子多得很。有的人,给点好处就听话;有的人,吓一吓就老实;还有的人……”
他顿了顿,“需要下点功夫。”
张砚没再问。他知道“下点功夫”
是什么意思。
正月初五,衙门开印。张砚继续整理名单。到正月十五时,已经完成了大半。
这天下午,他在整理一个叫傅山的山西士人资料时,又看到熟悉的情况。
傅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人。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他被强征入京,但抵死不从,称病不参加考试。最后朝廷无奈,授了他一个“内阁中书”
的虚衔,放他回乡。此事当年轰动一时,被视为遗民气节的象征。
这次名单里又有他。
张砚调出傅山的卷宗。摹形司的记录很详细,甚至有一份他当年在京称病时的太医诊案副本——脉象平稳,无大病征,显是托词。
还有一份康熙二十二年的密报,说傅山回乡后,闭门着述,但与一些“心怀怨望”
的遗民仍有书信往来。“其子傅眉,近年渐露头角,交游颇广,需留意。”
张砚把傅山和黄宗羲的卷宗放在一起。这两人情况相似:声望高,气节硬,明显不愿合作。为什么还要一再征召?
他忽然想到一个可能:也许朝廷要的,不是他们合作,而是他们“被合作”
。通过反复征召,制造一种印象——连黄宗羲、傅山这样的人都接受了朝廷的官职,其他士人还有什么理由抗拒?
这是一种驯服。用荣誉和压力,慢慢磨掉他们的棱角。
或者,还有更深的目的……
正月二十,张砚把整理好的三百多份卷宗交给吴良。吴良花了三天时间一一翻看,最后挑出四十多份,放在一边。
“这些,要重点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