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落下,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所有人都意识到一个问题:
权衡本身,正在制造新的代价。
最终,会议没有给出明确结论。
这是第一次。
第四号遗构区的方案被标记为:
“暂缓决策。”
一个在过去几乎不会出现的状态。
分歧,并没有因此消失。
它只是转移了位置。
当天晚上,沈砚收到了两份私人提交的备忘录。
一份来自探索组。
一份来自保障组。
探索组的观点很直接:
如果我们因为成本上升而停止前进,
那么结构已经成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
那将是一种不需要强制的失败。
保障组则完全相反:
成本机制已经显现,
继续激进推进,等同于无视未知风险。
我们不是在探索真相,
而是在用整个项目做赌注。
两份文件,逻辑都成立。
沈砚没有回复。
第二天清晨,新的变化出现了。
不是来自遗址。
而是来自人。
一名中层负责人,在例行权限调用时,主动放弃了一项本可以申请的扩展许可。
理由很简单:
“这一步,并非必要。”
系统记录显示,这是一次自我约束行为。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权限模型对该负责人后续的所有操作,给予了更高的通过率。
不是奖励。
而是——
信任权重上调。
这个现,在内部迅传开。
没有人明说。
但一种隐约的共识开始成形:
保守行为,正在变得“更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