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开了五天,客人不多。
婉容,柳眉也并不着急,她们每天开门,烧水,擦桌子,等客人来。
来的大多是街坊,老头老太太,坐一下午,喝一壶茶,说几句闲话。
婉容给他们续水,听他们说米价涨了,说房租贵了,说谁家的儿子去了前线,几个月没来信了。
她听着,不说话。
柳眉坐在柜台后面剥花生,花生壳堆了一小堆,她把花生仁放在碟子里,端给那些老人。
第六天,来了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件素色旗袍,月白色的,没有花,没有绣,领口别着一枚银质胸针,小小的,梅花形状。
头挽着,用一根白玉簪子别着。手里提着一把油纸伞,伞收着,当拐杖拄。
她站在门口,往里看了看,目光扫过几张桌子,落在婉容脸上。
婉容正在擦柜台,抬起头,两个人对视了一瞬。那女人笑了,笑容很淡,
“老板娘,有茶吗?”
婉容放下抹布。“有。您坐。”
那女人在靠窗的桌子坐下,把伞靠在桌边。柳眉端了一壶茶过来,放在她面前。
女人端起茶杯,闻了闻,没有喝,又放下了。“龙井。去年的。”
柳眉看着她。“您舌头真灵。今年的还没下来。”
女人笑了。“我喝了一辈子茶,这点分辨还是有的。”
她看着婉容,“老板娘,你这茶馆开了几天?”
婉容在她对面坐下。“五天。”
“五天。生意不好做吧?”
婉容给她续了水。“不好做。可还得做。”
女人端起茶杯,这次喝了。她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的,像品酒。喝完,把茶杯放下,从袖子里掏出一块手帕,按了按嘴角。
“我叫梅若兰。以前在北平唱戏,唱青衣。”
她顿了顿。“日本人来了,戏班子散了。我来上海,想在租界找个活路。可活路不好找。”
婉容看着她。梅若兰三十出头,眼角有细纹,可五官精致,年轻时一定很美。她的手很白,手指细长,指甲修得整整齐齐。手背上有一道疤,不深,可很长,从指根到手腕。
“您手上的疤?”
梅若兰把手翻过来,看了看那道疤。“在北平留下的。日本人让戏班子去唱堂会,我不去。他们砸了戏箱,我拦着,被刀划了一下。”
她把袖子往下拉了拉,遮住疤。“不疼了。可忘不了。”
柳眉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在她旁边坐下。“您在上海住哪儿?”
梅若兰看着她。“法租界,一家小旅馆。快住不起了。”
她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老板娘,您这茶馆缺人手吗?我什么都能干。端茶倒水,扫地擦桌,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