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延安。
张宗兴第一次看见宝塔山时,是个秋雨初霁的午后。
黄土高原被雨水洗过,沟壑纵横的土地呈现出一种深沉的赭红色。
延河的水涨了,浑黄的水流绕过山脚,向东奔去。
而那座九层宝塔就立在嘉岭山上,砖石古旧,却自有一种巍然不动的气度。
“那就是延安的标志,”
带路的八路军战士是个陕西小伙子,说话带着浓重的鼻音,
“听说唐朝时候就修了,一千多年啦。”
陈致远摘下眼镜擦了擦,仔细眺望。
这个从上海租界的实验室走出来的知识分子,
第一次置身如此粗粝而广阔的土地,竟有些不知所措。
李文背着沉重的电台零件,喘着气问:“咱们……到了?”
“到了。”
张宗兴说。
三人站在山坡上,看着山下那座小城。
与其说是城,不如说是个大点的镇子——
土坯房、窑洞、简陋的街道,偶尔有穿着灰色军装的人骑马经过。
但处处透着一种奇异的生机:
山坡上开垦的梯田,操场上操练的士兵,墙上刷着白底黑字的标语——
“抗日救国”
“自力更生”
。
“跟上海真不一样,”
陈致远喃喃道,“但……好像更真实。”
他们被安排住在城东的一排窑洞里。
窑洞挖在黄土崖壁上,冬暖夏凉,里面陈设简单:土炕、木桌、油灯,墙上贴着地图。
接待他们的是个姓王的干部,三十多岁,戴着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三位同志一路辛苦了。首长交代,让你们先休息几天,适应适应这里的生活。”
“我们什么时候能开始工作?”
陈致远急切地问。
“不急,”
王干部笑了,“先熟悉环境。明天我带你们参观参观。”
晚饭是在大灶吃的。
露天院子里支着几口大锅,炊事员用长柄铁勺分饭——
小米饭、野菜汤,偶尔有几片咸菜。
吃饭的人排成长队,有军人、有学生、有干部,
都穿着差不多的灰布衣服,说说笑笑,气氛轻松。
张宗兴端着碗蹲在墙角,默默观察。
这里的一切都和他熟悉的上海截然不同:
没有霓虹灯,没有爵士乐,没有旗袍高跟鞋,甚至连干净的白米饭都没有。
但每个人眼睛里都有光——那是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奋斗的人才有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