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打谷场上,十几个包衣正被镶蓝旗的旗丁监视着搬运粮袋。袋子是用粗麻布缝的,不少地方磨破了,漏出金黄的粟米。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汉扛着袋子,脚步踉跄,背上结痂的鞭痕在破衣下若隐若现。
“快点!磨蹭什么!”
一个旗丁挥起皮鞭,啪地抽在老汉背上。
老汉闷哼一声,粮袋摔在地上,袋口崩开,粟米洒了一地。他慌忙跪下去捧,枯瘦的手指在泥土和粟米间颤抖。
“脏了!喂猪都不配!”
旗丁一脚踹在他肩头。
老汉滚倒在地,咳了几声,嘴角渗出血丝。他八九岁的孙子从一旁哭着跑来,扑在他身上:“爷爷!爷爷!”
孩子瘦得像根柴,脸颊凹陷,眼睛大得吓人。
老汉挣扎着坐起,搂住孙子,浑浊的眼睛望向西南方——那是山海关的方向,也是他二十年前的老家。他记得,二十年前,他还是广宁卫的军户,家里有十亩地,虽然也要交粮,但至少……至少冬天有件厚棉袄,有碗热粥。
“娃儿……”
他低声对孙子说,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记住这鞭子……记住这饿……”
孩子哭得更凶。
老汉抬头,看着那些旗丁将粮袋装上大车,一袋,两袋,三袋……那是他们辛劳一年的收成,如今要被全部拉走。听说,这些粮食要供八旗兵打仗用。
“听说新汗又要打仗了……”
老汉喃喃道,像说给孩子听,又像说给自己听,“这冬天……更难熬了……”
风吹过打谷场,卷起尘土和几粒散落的粟米。远处,村落里的茅屋冒着稀薄的炊烟,像垂死之人的呼吸。
沈城外五里,官道关卡。
一队蒙古商队正在接受盘查。商队有七辆大车,二十多匹马,十几个商人皆穿皮袍戴皮帽,面庞被草原的风沙磨得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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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关的是正黄旗的旗丁,为首的达旦是个三十来岁的壮汉,脸上一道刀疤从眉骨划到嘴角。他翻检着货物:皮子、羊毛、奶疙瘩、风干肉……动作慢条斯理。
“这匹马,”
他指着一匹枣红马,“几岁口?”
“回军爷,四岁口,正当壮年。”
一个蒙古商人赔笑,递上一块奶疙瘩。
达旦接过,掂了掂,扔给身后旗丁,继续检查马匹牙口。那匹枣红马确实壮实,但他翻来覆去看了半晌,才挥挥手:“过去吧。”
商队缓缓过关。几个商人低声交谈,用的是蒙语,但夹杂着生硬的汉语:“新汗位子坐不稳……听说三大贝勒都不服他……”
“林丹汗那边送了重礼,奥巴说不定真要倒过去……”
“这趟生意做完,明年还来不来……难说。”
说话时,他们的目光游移,不时瞥向守关的旗丁,又迅速移开。
最后一个商人过关时,达旦突然开口,用生硬的蒙语问:“科尔沁的草场,今年好不好?”
那商人一愣,随即堆笑:“好,好……就是雪下得早了点。”
达旦点点头,没再说话。
商队走远了,消失在官道拐弯处。风卷起枯黄的落叶,在空中打旋。天色阴沉,铅灰色的云层低垂,远处山峦的轮廓模糊不清,像是水墨画中洇开的淡墨。
守关的旗丁搓了搓冻僵的手,对达旦道:“头儿,这些蒙古人……”
“少问。”
达旦打断他,望着商队消失的方向,“做好咱们的事。”
寒风萧瑟,卷起官道上的尘土与枯草,在空中形成小小的旋涡,又很快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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