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份脉案,是宣德帝朱瞻基的。
“宣德帝瞻基,好斗蟋蟀,荒废朝政,时有恍惚之态。每恍惚则目不识人,口中喃喃,如与人语。左右呼之,良久方应。太医院诊之,以为心气不足,然用药无效。臣窃以为,此亦遗传之疾。帝之恍惚,非怠政也,病也。”
第五份脉案,是正统帝朱祁镇的。
“正统帝祁镇,土木之变后被俘,返京后常有噩梦,梦中惊呼,如癫似狂。每夜惊则跃起,拔剑乱舞,口中呼‘也先杀我’,左右不敢近。太医院诊之,以为惊悸之症,然用药无效。臣窃以为,此非惊悸,实乃遗传之疾因惊吓而。帝之先祖有疯疾,帝亦不免。”
第六份脉案,是成化帝朱见深的。
“成化帝见深,宠万贵妃,废皇后吴氏,朝野哗然。帝晚年多疑,常谓人欲害己,饮食必先使人尝之。又常于梦中惊呼,谓万贵妃被人杀害,惊醒后泪流满面。太医院诊之,以为忧思过度,然臣窃以为,此亦遗传之疾。”
第七份脉案,是正德帝朱厚照的。
“正德帝厚照,好游幸,常微服出行,夜宿民间。又喜练兵,自号‘威武大将军’。群臣谏之,不听。太医院诊之,以为心性浮躁,然臣窃以为,此非浮躁,实乃遗传之疾。帝每出游,非贪玩也,病也。病则不能自控,必欲奔走驰骋,方能稍安。”
第八份脉案,是嘉靖帝朱厚熜的。
“嘉靖帝厚熜,好炼丹,长期服用丹药,性情大变,多疑暴戾。晚年常谓宫中有人欲害己,迁居西苑,不复上朝。太医院诊之,以为丹药中毒,然臣窃以为,丹药不过诱因,其根本仍在遗传之疾。帝之先祖多有疯疾,帝亦不能免。丹药加其作而已。”
第九份脉案,是万历帝朱翊钧的。
“万历帝翊钧,年少即位,辅张居正辅政。居正死后,帝亲政,然不上朝者二十余年。群臣奏事,留中不。中外猜疑,皆谓帝怠政。然臣窃以为,帝非怠政,实乃遗传之疾作。帝每欲临朝,则心悸手颤,不能自制。此非懒惰,病使之然也。”
第十份脉案,是天启帝朱由校的。
“天启帝由校,好木工,终日斧凿不离手。群臣奏事,往往不批。或谓帝昏聩,或谓帝怠惰。然臣窃以为,帝非昏聩,亦非怠惰,实乃遗传之疾作。帝每病,则不能理事,必以木工自遣。斧凿之声,非娱乐也,乃疗疾也。今帝被废,居于凤阳,其狂悖之言,皆病所致。非其本心,病使之然也。”
柳生站在御案侧后方,一份一份地看过去,心中涌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荒谬感。他知道这些脉案是假的——至少大部分是假的。碽妃有没有疯疾,他不知道;朱棣是不是真的有遗传性精神病,他不知道;朱瞻基的恍惚之态是不是装的,他也不知道。但他知道,这些脉案现在被摆在御案上,它们就是真的。因为它们出自司礼监的秘档,有太医院的老印,有历代掌印太监的签名。没有人会去查证它们的真伪,因为没有人有这个权力。
他忽然想起前世在南京明孝陵看到的那块碽妃碑。那块碑上没有写她有疯病,只写了“碽妃”
两个字,简简单单,连生平都没有。当时他觉得奇怪,现在他明白了——那块碑是朱棣立的。朱棣不可能在自己的生母碑上写她有疯病,所以他什么都不写。什么都不写,就是最好的掩饰。
但赖陆不需要掩饰。赖陆是建文正统,他不需要替朱棣掩饰什么。他可以把这些脉案公之于众,告诉天下人:燕王一系有疯病,从碽妃开始,一代传一代,传到了朱由校。所以朱由校说的话,不可信。他骂皇帝,是疯话;他污蔑张嫣,是疯话;他写刘琰的典故,也是疯话。一个疯子说的话,怎么能当真呢?
柳生想到这里,后背一阵凉。他意识到,这套脉案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张嫣事件的舆论格局。在此之前,朱由校骂赖陆,是“义愤”
;在此之后,朱由校骂赖陆,是“疯话”
。他不再是一个被夺妻的废帝,而是一个遗传了疯病的可怜虫。他的话,不再有任何分量。
更微妙的是,这份脉案还为朱棣的“装疯”
提供了全新的解释。当年朱棣在北平街头蓬头垢面、夺人酒食,所有人都以为他是装的——为了逃避建文帝的削藩。但这份脉案告诉大家:他不是装的,他是真的有病。因为他妈是疯子,所以他也是疯子。他“装疯”
的时候,恰好是病的时候。他后来起兵靖难的时候,恰好是清醒的时候。这种“间歇性作”
的解释,完美地缝合了朱棣行为中的所有矛盾。
柳生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高,实在是高。这份脉案,不仅解决了张嫣的问题,还顺便把朱棣的“装疯”
黑历史给洗白了——不是装的,是真的有病。这他妈是谁编的?太有才了。
赖陆翻阅完最后一页脉案,沉默了片刻,然后抬起头,目光扫过殿中几人:“传内阁诸臣及佟太师。”
片刻后,朱秀康、钱谦益、方从哲三人先后入殿。努尔哈赤尚未到来,赖陆便指了指案上王纪的奏疏,以及那一叠厚厚的脉案,淡淡道:“趁着太师还没来,诸位不妨先看看这些东西。”
朱秀康率先上前,拿起王纪的奏疏,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脸色没有任何变化。他放下奏疏,又拿起最上面那份脉案——碽妃的那一份——看了一眼,然后放下。他没有说话,只是退后一步,站回原位。
钱谦益走上前,拿起奏疏,看得很慢。他看完之后,又拿起脉案,看了两三份,然后放下。他的眉头微微皱起,但很快又舒展开来。他也退后一步,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