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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5章 恩科（第2页）

这一段，他巧妙地将“规矩”

从抽象的哲学概念拉到了现实政治的层面——君臣之分、上下之序、赏罚之信、赋税之常，这就是新朝最需要的“规矩”

。他没有空谈仁义，而是强调了制度和秩序的重要性，同时又没有否定仁义的根本地位。

他搁下笔，转而看第二道题。论题是“理财与安民之先后”

。他开篇即亮明观点：“臣闻民者，国之本也；财者，民之命也。未有不恤民命而能固国本者，亦未有不顾国本而能裕财用者。故理财与安民，非先后之关系，乃体用之关系。”

他的论点很明确：理财和安民不是谁先谁后的关系，而是一体两面。没有民，就没有财；没有财，也无从安民。所以，正确的做法不是选择其中一个优先，而是找到一种既能安民又能理财的方法。

他接着写道：“今之议者，或曰：先理财，则赋税可充，赋税充则兵饷可裕，兵饷裕则边备可固。此其言若近理，而实有未察者。夫民犹水也，财犹舟也。水涸则舟胶，民困则财竭。不恤民力而徒求财用，是犹竭泽而渔，明年无鱼。故曰：欲理财者，必先安民。”

这一段，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民是水，财是舟。水干了，船就走不动了；民困了，财也就枯竭了。

他续笔写道：“然安民之道，亦非空言抚恤而已。安民者，必使之有恒产；有恒产者，必使之有恒心。今畿辅、山东、河南之地，荒芜者不下数百万亩。诚能募流民以屯田，官给籽种、牛具，蠲其赋税三年，则流民有恒产之望，朝廷有岁入之基。此一举而两得者也。三年之后，田畴既辟，仓廪既充，然后议江南、整九边，则财用有出，兵食有赖，事半而功倍矣。”

这是“以屯田代赈济”

的思路——不是直接粮，而是给流民土地和种子，让他们自己生产。三年免税，三年之后开始收税。这样既安顿了流民，又为朝廷开辟了新的税源。

他放下笔，歇了片刻，饮水进食，随后拿起第三道试题。第三道策问，是他最想答的一道题。他深吸一口气，提笔写道：“臣闻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有先有后。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今陛下所问三者——江南、流民、九边——皆当世之急务，然非并列之关系，乃递进之关系。”

开篇即亮明观点：这三件事不是并列的，是有先后顺序的。

他继续写道：“流民者，国之元气也。民流则田荒，田荒则赋竭，赋竭则兵弱，兵弱则边备弛。故今日之急，莫急于安流民。流民安，则田畴辟；田畴辟，则赋税充；赋税充，则军饷裕；军饷裕，则九边固。此所谓‘固本以安末’之道也。”

他的逻辑很清楚：流民问题是根本，解决了流民问题，田赋才能恢复，军饷才能充裕，九边才能稳固。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而起点是流民。

然后，他论述江南问题：“江南未附，诚为大患。然江南之所以未附，非兵力不足，乃人心未附也。人心未附者，以新朝未开科举、士人无进身之阶也。今陛下已开恩科，天下士子翕然向风。臣敢断言：恩科一开，江南士心自定。士心定，则民心定。民心定，则江南不烦征讨而自归矣。”

这一段写得很大胆——他等于在说：江南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只要科举开了，士人有路了，江南自然就归附了。不需要打仗。

最后，他回到九边问题：“九边之患，不在兵少，而在饷缺。饷缺之患，不在无银，而在转运之不畅。今晋商已奉命输饷九边，此一时权宜之计。然长久之计，在于屯田与互市。辽东之地，沃野千里，诚能募民屯田，且与蒙古、女真诸部开互市，以我之茶布易彼之马匹皮毛，则边费自充，边备自强。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

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搁下笔，将试卷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轻轻吹了吹纸面上的墨迹，然后将试卷小心地折好，放入考篮中。他看了一眼号舍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接下来，他还有时间检查前面的两道题。但他最想说的话，已经写完了。

四、文震孟答卷

文震孟坐在地字号第十七号舍内，将考题看了很久。

他没有像卢象升那样立刻动笔，而是将三道题反复揣摩，像是在品味三道菜的滋味。他今年四十八岁，参加过三次会试，每一次都铩羽而归。但这一次，他有一种奇怪的预感——这一次，不一样。

他决定先答四书义。题目出自《孟子·离娄上》，讲的是“规矩”

。文震孟精研《春秋》三十年，对“规矩”

二字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他没有从孟子的原意出，而是从《春秋》的角度切入：“臣闻《春秋》者，圣人之规矩也。夫子因鲁史而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何也？以其有定见也。有定见，故能于纷纭万变之中，执简御繁，以一字定褒贬。此非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者乎？”

他以《春秋》为例，说明“规矩”

的重要性——孔子修订《春秋》，该写的一定写，该删的一定删，连子游、子夏这样的高徒都不能改动一个字。为什么？因为孔子心中有“规矩”

。这个切入点，既显示了他对《春秋》的精深研究，又将“规矩”

从抽象概念提升到了“圣人之道”

的高度。

他接着写道：“今天下纷纷，言人人殊。或曰宜复古，或曰宜变法，或曰宜宽，或曰宜猛。臣以为，皆未得其要。夫治天下者，譬犹医者之治病。病万变，药亦万变。然医者之所以能处方用药者，以其有脉案也。脉案者，规矩也。无脉案而妄投药，虽日易千方，终不能愈病。无规矩而妄议政，虽日更百令，终不能治天下。”

这一段，他用了一个医病的比喻——医生治病，要有脉案；治理天下，要有规矩。没有脉案就乱开药，换多少药方都治不好病；没有规矩就乱施政，换多少法令都治不好天下。这个比喻通俗易懂，但背后的逻辑却很严密。

他最后总结道：“故臣以为，今日之急务，不在纷纷更张，而在立一‘规矩’以为万世法。规矩立，则离娄、公输子无所用其巧；法度废，则尧舜不能治其民。愿陛下留意焉。”

他的整篇文章，没有涉及任何具体的政策建议，而是始终围绕着“立规矩”

这个核心论点展开。这是一篇典型的“经义”

文章——不急于谈事，先谈理；理通了，事自然就有了解决的方向。

他放下笔，揉了揉手腕。然后拿起第二道题的试卷纸。同样的论题，文震孟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径。他避开现实困境，直接从经典入手：“尝读《大学》之言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他引用《大学》的名句，论证“德本财末”

的道理。然后笔锋一转，将这一古老的儒家原则应用到当下的时局中：“今朝廷之患，在于财用不足。然财用之所以不足者，非天不雨金，非地不涌泉，乃民力竭而无可取也。民力何以竭？以赋役繁重、贪墨横行、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也。故欲裕财用者，必先苏民困；欲苏民困者，必先清吏治；欲清吏治者，必先正朝廷。此《大学》所谓‘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之义也。”

他的逻辑是：财政危机的根源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吏治不清，再好的财政政策也无法落实；朝廷不正，再严厉的督察也无济于事。所以，解决财政问题的第一步，不是加税，不是债，而是整顿吏治、安定民生。他的这篇文章，与卢象升的务实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卢象升强调的是“怎么做”

——屯田、免税、互市；文震孟强调的是“为什么这么做”

——德本财末、吏治为先。两人的文章，一个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精准而直接；一个像老中医的脉案，从根本入手，徐徐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