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1953年)六月初,上京紫微宫,御前经济与战略会议。
初夏的暑气被深宫高墙与冰鉴阻挡在外,文华殿侧殿内的气氛却十分凝重。
长条紫檀木桌旁,皇帝许愿端坐主位。
左侧是以户部尚书钱惟庸、工部尚书、农部尚书为的文官集团。
右侧则是以席军机大臣上官志标、兵部尚书等为代表的军方重臣。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墨香、茶香,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感。
议题已从上次狂喜的矿石捷报,转向了一个看似平常却更为根基的问题——粮食。
户部尚书钱惟庸,这位掌管帝国钱粮的老臣,眉头紧锁,正在陈述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陛下,诸位同僚!”
“天启四年,帝国本土(指传统汉地及核心控制区)因东北水患、江淮蝗灾、加之战事连绵,丁壮抽调,田间管理乏力,粮食总产较战前下降约一成半!”
“而因澳洲战事、朝鲜驻军、格陵兰基地维持、本土军工扩张及移民实边等项,粮食消耗,尤其是军粮及专项用粮,激增近三成!”
“此消彼长,国库粮食储备已降至安全线以下,仅够维持全国(含新占区)三个月所需!”
“若遇较大天灾或战事延长,粮食危机,恐在眼前!”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更棘手者,在于运输与损耗。澳洲驻军二十余万,移民数万,其粮秣大半需从本土万里海运。”
“途中海损、霉变、鼠耗,加之护航船队自身消耗,实际运抵一石,本土需付出近两石之代价!”
“长此以往,澳洲非但不是助力,反成沉重包袱,抽干帝国膏血!”
兵部尚书立刻反驳:“钱大人此言差矣!”
“澳洲乃帝国战略要地,岂能因粮秣耗费而轻言放弃?况皮尔巴拉矿石之利,足以弥补。。。。。。”
“矿石不能当饭吃!”
农部尚书,一位面容黝黑、带着田间气息的老臣打断道。
“将士再勇,战舰再利,饿着肚子如何打仗?”
“移民再众,没有口粮,如何垦殖?”
“届时哗变、逃亡、甚至易子而食,澳洲必生动荡,前功尽弃!”
“陛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亘古不变之理!”
军方与文官、户部与农部,观点尖锐对立。
一方强调战略与资源不可或缺,另一方则忧心帝国根基动摇。
皇帝许愿一直沉默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一份来自墨尔本的密奏。
那是总督伍思之关于澳洲气候、土壤、原有农牧业的初步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