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在指责。”
武振邦的语气依然平和,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旧殖民时代的游戏规则,已经过时了。
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时代本身。非洲人民不再愿意被外人支配,而南盟只是顺应了这个趋势。”
“那么,南盟在非洲就没有利益?”
马尔罗反问。
“当然有。”
武振邦非常坦诚,
“我们需要资源,需要市场,需要合作伙伴。但我们的合作原则是主权平等、互利共赢。
我们不驻军,不干涉内政,不附加政治条件。
这不是道德优越,而是务实。因为只有这样的合作,才能持久。”
马尔罗再次沉默。
他意识到,武振邦说的每一点,都是法兰西在非洲做不到的。
不是不愿意,而是体制和历史的惯性使然。
“那么,我国和南盟之间,有没有合作的空间?”
马尔罗终于问出了核心问题。
武振邦笑了,那是一种真诚的、不带任何算计的笑容。
“当然有。世界很大,容得下贵国和南盟共同展。
我们可以合作开非洲的基础设施,可以在新能源领域技术共享,可以在文化层面深度交流。
只要你们愿意放下‘宗主国’的架子,以平等的姿态与我们对话。”
他顿了顿,补充道:
“马尔罗先生,我从不认为贵国是敌人。甚至我从没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是我的敌人。
相反,我认为法兰西是欧洲最有可能与南盟建立长期伙伴关系的国家。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不是某个国家,而是贫困、疾病、愚昧和环境恶化。这些才是人类真正的挑战。”
马尔罗走出书房时,天已经黑了。
他没有拿到任何具体的协议,没有签下任何文件,但他带走了一个全新的认知:
南盟的领导者,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精于算计的商人,而是一个有着宏大视野和坚定信念的战略家。
他决定,回去后要说服戴高乐,改变对南盟的政策。
1969年春,巴黎。
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行国宴,正式邀请南盟驻法代表出席。
这不是建交,南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联盟。
但这是一种事实上的“官方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