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乐观主义不是不会绝望,只是绝望得比别人慢一点。
第一次绝望,是在裂痕里度过的第一个夜晚。
不是晚上,寝室里没有白天黑夜的概念,只有门口那盏应急灯,绿的,一直亮着,亮得像一只不会眨的眼睛。
我靠着床边坐着,膝盖蜷到胸口,后背贴着一面长满霉斑的墙壁。那面墙在渗水,水珠沿着墙皮剥落的痕迹往下淌,一滴,一滴,又一滴,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哭,哭了很久,嗓子已经哑了,只剩眼泪还在流。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想回家。不是宿舍,不是学校,不是奉天大学——是家,我妈炖的排骨,我爸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电视机里放着天气预报,茶几上有一盘切好的苹果,用保鲜膜盖着,怕氧化。我想吃一口那个苹果,哪怕一口。
但我知道我回不去。
不是身体回不去,是时间回不去。
你经历过这样的夜晚,你就不是原来的你了。
你坐在一面渗水的墙下,听着另一个人的呼吸声,你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你会不会死,你不知道你死了之后会不会有人来找你。
你以前觉得“家”
是一个地址,是几栋楼几单元几零几,是一个邮编,是一个电话号码。
现在你知道,家是一种你再也回不去的状态。
绿光在头顶嗡嗡地响,像一只被困在灯罩里的飞蛾在拼命扇翅膀。
任务提示“食不言,寝不语”
,因此我不敢说话,只能紧咬嘴唇。
我把脸埋进膝盖里,闭上眼睛,想让自己睡着。
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知道父母怎么样了,他们以为我百无聊赖,在打游戏,在预习考研,在过着一个二十五男孩该过的生活。
第二次绝望,是在第二天。我们沿着教学楼走廊走了很久,久到我的脚底板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袜子和皮肉粘在一起,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
后来有了骨刀。
我不知道那是诡物,我只是觉得它不该被埋在这里。
江玄看了那把刀一眼,没有说“你确定要捡”
这种话,只说了一句“拿着吧,也许有用。”
后来那把刀救了我们很多次。
学校的尽头是一堵墙。红砖砌的,水泥勾缝,严严实实地封住了去路。
我站在那堵墙前,看着那些红砖,看着那些水泥,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是一条死路,我们走了那么久,走了一条死路。
江玄站在我旁边,相机挂在脖子上,镜头盖还是不知道丢在哪里。他伸出手,用手指摸了摸那堵墙,摸得很仔细,像在摸一个人的脉搏。
然后他收回手,转过身,背靠着墙,缓缓地滑坐下去,坐在了碎石和灰尘里。他仰起头,看着头顶那盏永远亮着的应急灯,叹了一口气。
那口气很长,像一个人在把身体里所有的空气都挤出来,挤到一滴不剩。
“林牧。”
他说。“嗯。”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能出不去了?”
我想过。
从第一秒就开始想。
但我没有说出来,因为说出来就变成真的了——至少在我妈的教育体系里是这样。
她说过,不好的事你想都不要想,想了就会来。我知道这不科学,但她的公司就是这样做起来的——她从来不想“如果赔了怎么办”
,她只想“怎么赚回来”
。
我把这个习惯带进了时空裂痕任务里,不想死,不想输,不想出不去。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后敢硬刚猎杀者,我不会屈服。
但此时,江玄把它说出来了。
他把它说出来的时候,我的心脏像被人从胸腔里掏出来,放在地上,用脚踩了一下。
不是很疼,像隔着一层棉被被人打了一拳的感觉。
我也滑坐了下去,坐在他旁边,背靠着同一面墙。墙是凉的,砖缝里的水泥硌着我的脊椎骨,一下一下的,像在数我的节。
绿光照在我们的脸上,照在我们的手上,照在那把骨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