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邨救济署的钱——”
他忽然抬高声调,惊得后排有人撞到三脚架,“十张钞票里有八张,印着恒曜的标记。
说得漂亮些,是给街坊邻里救急。
说得直白些……”
他松开领带结,喉结上下滚动,“我的钱,爱给谁,由我定。”
《南华早报》那个戴金丝眼镜的年轻人刚要举手,何曜宗已经抽出文件夹。
纸张翻动的声音在寂静里格外刺耳。
“1846年。
伦敦西敏宫。”
他念得很慢,每个字像从冰窖里刚刨出来,“‘建议从旁遮普招募锡克教徒,组建忠于王室的治安力量’。”
文件夹摔在桌上,震得麦克风嗡嗡回响。”
忠的是哪面旗?米字旗!”
会场角落传来倒抽冷气的声音。
有个女记者笔尖戳破了记录纸。
“三代人?”
何曜宗忽然笑了,眼角皱纹堆成细密的网,“他们祖父举着警棍抽华人苦力时,可没提‘平等’二字。”
他走到落地窗前,指着远处维港上空盘旋的直升机,“港督府今天要是敢说,这岛姓英——”
他转身,背光的身影把半个会场罩在阴影里,“我立刻把恒曜总部迁去中环码头,让每艘渡轮都挂满抗议横幅。”
《星岛日报》的女记者嘴唇动了动。
何曜宗没给她机会。
“1992年怎么了?时间能洗白账本?”
他从西装内袋掏出一张折叠的统计表,纸张边缘已经起毛,“过去半年,深水埗七成械斗案、旺角九成风化案、油麻地所有毒品交易——抓到的嫌疑人,有几个姓氏是陈李张黄?”
快门声彻底消失了。
有人悄悄关掉了录音笔的红灯。
何曜宗走回主位,却没坐下。
他双手撑住桌沿,身体前倾,像要扑进人群:“我不是说每个外裔都带刀。
可当你走进果园,十棵树里八棵长虫——”
他直起身,整理袖口,“聪明人该做的,是带上捕虫网,而不是假装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