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禾站起来走到窗边。
唐人街的红灯笼被风吹得晃来晃去,烧腊店黄老板的铁钩子挂出一排新叉烧,油光在晨光里亮得晃眼。
“我五岁那年,我爸被派到东京做外交官。临走前跟我说,晓禾,爸爸要去很远的地方,怕不怕?我说不怕。他问为什么不怕。我说,因为爸爸会回来。”
麦金利没有说话。
“后来我爸在日本一待十几年。每次打电话都问,晓禾怕不怕?我都说不怕。但其实怕。不是怕他不回来,是怕他忘了为什么要去那么远。后来他退休了,去南岛国当外交部长,又辞职,回家洗奶瓶。洗奶瓶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这辈子最远的距离不是从南岛到东京,不是从华盛顿到希望岛。是从怕到不怕。他走了几十年,才走完这段距离。”
周晓禾转过身。
“麦金利先生。我不想再走几十年。牙齿技术就在这里,病人也在这里。我哪都不去。诊所封了,在社区中心看。社区中心封了,在街头看。街头封了,在电话里指导病人怎么注射矿化液。”
“那牙齿党的邀请?”
“我接受。”
麦金利笑了一下。
“但有一个条件。”
“说。”
“牙齿党不搞政治献金,不接受游说集团的钱,经费从哪来?”
“我的养老金。”
“不够。”
“加上桑德斯的筹款渠道,再加上那些啃不上排骨的美国人的小额捐款。”
“小额捐款?”
“对。每人捐十美元,十美元够买一份排骨。一百万人捐十美元,就是一千万。一千万够把牙齿党从地下室搬到国会山。”
迈克从门外探进半个身子,手里举着手机,屏幕上是一条刚布的推文,还没说话就先笑了。
“麦金利,你看了没有?”
“看什么?”
“刚才有人把你们在社区中心谈话的照片到网上了。照片里你拎着保温箱,周医生戴着口罩,背景是折叠桌和便携口腔灯。标题是:牙齿党脑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