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个男孩,每天从贫民窟走一个多小时来听课。听了很久,从完全听不懂到能回答微积分问题。他没有学籍,没有学分,没有文凭。但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校长,我知道我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但这个教室的最后一排有我的位置。”
“他在最后一排坐了多久?”
“两年。两年以后他去了一所技术学校学电工,现在在卡拉奇一家工厂上班。他每年给我寄一张明信片,上面就一句话——最后一排还在吗?我回他——最后一排永远给你留着。”
李晨把矿泉水瓶放在地上。从地上捡起一段绑钢筋用的细铁丝,在手指上绕了两圈。
“你讲的这个故事,让我想起华国有位先贤。叫孔子。他不挑学生,也不挑教室。用他的话说,自己拿一束干肉来的,我没有不教的。他当年坐在田间地头,树底下,路边,任何地方都能上课。弟子三千,什么人都有——有钱的,穷的,聪明的,笨的,年轻的,年纪大的。他从来不问出身,只问你想不想学。”
“有教无类。”
“对。有教无类。用今天的话说——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爸是国王还是数钢筋的。孔子那套东西传了这些年,真正做到的没几个。嘴上喊有教无类的人很多,手上数钢筋的人很少。你在卡拉奇贫民窟里做的事情,其实跟孔子在田间地头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你拆的不是教室的墙,是心里的墙。”
拉赫曼蹲下来,重新数了一遍那堆钢筋。这次数得很慢,每数一根都用手指在钢筋上轻轻点一下。嘴唇无声地翕动,像是念经。
“三百根。老刘叔,我数对了没有?”
老刘叔接过拉赫曼手里的记录本,对了对自己的本子。
“对了,这次全对,校长学会数钢筋了。”
“不是学会数钢筋,是学会蹲下来。以前在卡拉奇我是站着的——站在讲台上,站在主席台上,站在剪彩的红地毯上。到这里以后我现,数钢筋的人都是蹲着的。蹲着才能看到钢筋上的锈迹,蹲着才能摸到螺纹钢的纹路,蹲着才能跟旁边的人平视。站着看世界和蹲着看世界是两个世界。”
“这两个世界有什么区别?”
“站着看到的是成绩单,蹲着看到的是人。成绩单上的数字会骗人——数学考几分只能告诉你这个学生会不会做题,不能告诉你这个学生为什么不会做题。他家是不是住在贫民窟,他妈是不是生病了没钱治,他每天走多远的路来上学。这些信息不在成绩单上,在蹲着的视角里。”
下午,工地休息时间。
老陈在工棚门口支了几条条凳。
老刘叔从食堂端了一壶红薯叶子茶。拉赫曼坐在条凳上,安全帽搁在膝盖上。几个工人围过来,有人递了一根烟,拉赫曼摆摆手说不抽。
“拉赫曼校长,你从巴基斯坦跑到南岛国来当校长,你家里人同意不?”
“我妻子不同意。她说你都五十六岁了,在卡拉奇好好当到退休不行吗。我说不行,卡拉奇的大学有围墙,南岛国的大学没有。她说没有围墙的大学在全世界都没有先例,我说就是因为没有先例我才要去——我活到五十六岁,不想再做有先例的事。”
“那你来南岛国这三天,感觉怎么样?”
“感觉舒服。不是天气舒服——南岛国的太阳比卡拉奇还晒。是这里没有旧规矩的束缚。我在卡拉奇每次想做改革,都要先过十几个委员会审批。每个委员会里都坐着一群从来不去贫民窟的人,他们替贫民窟的孩子决定什么教育适合他们。他们说不适合就是不适合,我说你们连贫民窟的门都没进过,怎么知道适不适合。他们说我们不进去是为了安全。我说你们安全了,贫民窟的孩子就永远没有机会。”
老刘叔端着搪瓷缸坐在旁边。
“拉赫曼校长,你说的这些我不太懂。但有一件事我懂——南岛国也没有旧规矩。我们这些在工地上干活的人,以前在自己老家都是最底层的。到了南岛国以后,没人问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你只要肯干活,就有饭吃。孩子肯读书,就有学上。我女儿上小学不要学费,以后上大学也不要学费。这在以前老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