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又点了一锅烟。
“长治少爷从潜龙运来一种新肥料,叫什么——磷肥。灰扑扑的,闻着不臭,撒在地里庄稼跟疯了似的长。他还让北大学堂的学生来教我们怎么沤绿肥,怎么轮作。我老汉种了一辈子地,头一回被几个十几岁的娃娃教怎么种地。开始不服气,后来服了。”
李晨把玉米棒子还给老农。“长治少爷经常来地里看?”
“来。一个月来好几趟。他不坐轿子,不带兵,就带个本子,蹲在地头跟我们唠。问肥够不够,水够不够,种子好不好。唠完了记在本子上,过几天就有人送东西来。”
老农指了指田埂尽头那片水泥铺的晒场。
“去年我说玉米收了以后没地方晾,下雨捂烂了好几百斤。他记在本子上,没出十天,让人在地头修了个晾晒场。水泥铺的,比我家炕还平。”
晒场上摊着厚厚一层刚掰下来的玉米棒子,在太阳底下金灿灿的,几个妇人正拿着耙子在翻晒。
楚玉从马上下来,走到晒场边看了看,伸手抓起一把玉米粒,让它们在指缝间滑下去。玉米粒落在水泥地上,噼里啪啦的,像下雨。
她转过身看着老农,用党项话问了一句:“老哥,你是党项人?”
老农愣了一下。多少年了,没听人用党项话跟他搭腔。他上下打量了楚玉一眼,也用党项话回了一句:“是。你这夫人会说党项话?”
“会一点,你是党项人,怎么留在了长治州?当年李元昊的人不是都往北跑了?”
“没跑。我老汉没跑。”
老农把烟锅子磕灭,蹲在田埂上,声音沉下来。
“当年李元昊从这里撤走,让所有党项人都跟他走。我老汉没走。我老婆刚生了孩子,走不了远路。再说,跟李元昊走有什么好?他连自己人都坑——那年他从党项往草原上逃,把粮草全带走了,留下的全是老弱病残。我大哥跟着他走了,走到半路饿死在戈壁滩上,尸都没找回来。”
他抬起头看着楚玉。
“后来他占了高昌,又往北跑了。我就想明白了一件事——跟着他跑,迟早也是个死。不如留下来。”
“长治少爷来的时候,你怎么跟他说的?”
“他带了通译,亲自上门。跟我说——老伯,你是党项人,我是唐国人。可你种地,我管城。你把地种好,我把城管好。咱们谁也别害谁。他还说,长治州不收党项人的重税,也不强制改汉姓。你愿意姓党项的姓就姓党项的姓,愿意去久安城做工就去久安城做工,愿意让孩子进北大学堂念书就进去念书。”
老农站起来,指了指远处田埂上一个赶着牛犁地的汉子。
“我就留下来了。不止我留下来了,那边那个赶牛的也是党项人。他叫拓跋什么的,原来叫拓跋什么我忘了。现在叫老牛,因为他养牛养得好。他老婆是汉人,生的孩子一半像爹一半像娘,在久安城北大学堂念书,会说党项话也会说唐国话。前阵子那个娃娃回来,还教他爹写自己的名字——唐国字和党项字都写了一遍,贴在家里的墙上。”
李晨站在田埂边,看着远处那个赶牛的党项汉子。汉子正吆喝着牛转弯,声音粗粗的,吆喝的话一半是党项话一半是唐国话,两样混在一起,谁也分不清哪句是哪句。
“长治少爷今年才十二岁,你信得过他?”
“信。”
老农说这个字的时候,烟锅子往田埂上重重磕了一下。
“我活了快六十岁,什么官没见过。有拿刀逼人的,有拿税压人的,有笑眯眯嘴上说好话背后捅刀子的。可长治少爷不一样——他蹲在地头问我玉米够不够吃,我说够,他又问家里孩子念没念书。我说念了,在久安城北大学堂。他就在本子上记了一笔,过几天,学堂里就多了一间专门教党项话的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