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只专不红”
的类型,录取计划最终被驳回了。
严伟烈的大学梦,就这样破灭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等到严伟烈高中毕业那年六月,校园广播突然传来消息,说高考推迟半年。
可谁也没想到,没过多久,高考制度竟然被正式废除了。
这个消息对严伟烈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他看着自己满桌的数学书和奖状,心里既难过又迷茫,不知道未来该何去何从。
在家待业三年后,严伟烈响应号召,去了闽北山区插队落户。
刚到山区的时候,他还对田园生活有些向往,可没过多久,繁重的农活就把他累得喘不过气来。
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跟着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插秧、割稻、挑粪,什么苦活累活都要干。太阳晒得他皮肤黝黑,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肩膀被扁担压得又红又肿,连抬起来都费劲。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这种日子看不到头,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吃饭睡觉,根本没有时间学习数学,也没有机会接触新的知识。
他觉得自己就像被捂住了嘴、蒙住了眼、堵住了耳朵,活得浑浑噩噩。
有时候晚上躺在简陋的土坯房里,他会拿出珍藏的数学课本,借着微弱的煤油灯翻看,可一想到自己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上大学,再也不能系统地学习数学,就忍不住偷偷掉眼泪。
在山区插队三年后,因为严伟烈是独生子女,符合特殊返城政策,他终于回到了福州,回到了父母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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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回城后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户口迁移的事情一直办不下来,工厂也没法给他安排固定岗位。
没办法,他只能和其他返城的“黑户”
知青一起,在福州八一磷肥厂的各个车间里打杂,做些搬原料、清理机器的零活。
这些返城知青都知道工作来之不易,干起活来格外拼命。
工厂的老职工要养家糊口,也不敢懈怠,所以车间里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几乎都落到了他们这些知青身上。
严伟烈每天天不亮就去工厂,直到天黑才回家,有时候还要加班到深夜,一天下来,累得连饭都吃不下。
就这样高强度地干了将近一年,严伟烈的身体快要撑不住了,经常感到头晕乏力。
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好消息传来——他的户口终于“解冻”
了,磷肥厂正式录用他为工人。
不久后,工厂举办入职技术大比武,严伟烈凭借扎实的几何、三角知识和娴熟的操作技术,在比赛中脱颖而出,被评委认定为高级技工,分配到机修车间当铣工,负责加工齿轮和在工件上开槽。
成为铣工后,严伟烈的工作稳定了下来。
1975年,磷肥厂响应国家号召,开办了“七二一”
工人大学,需要从厂里选拔有学科专长的工人当老师。
厂里查阅档案时,发现严伟烈数学成绩优异,还参加过很多竞赛,就把他推荐了上去。
经过一番测试,严伟烈顺利成为工人大学的数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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