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接受隋恭帝禅位被他评价为“一次旧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转移,一场精心导演的政治大戏,充斥着门阀政治的遗毒。”
李渊说自己比汉高祖强的事情则被李宽评价为“不知所谓的傲慢与无知,旧贵族特有的认知局限与愚昧自负。”
李渊处死刘文静之事被李宽评价为“帝王之术的失败展示,对门阀集团的妥协之举。”
这些都还算是客气的,在对李渊镇守河东时的一些行为的评价中,李宽给出的评价干脆就是“代表着反动势力残酷镇压百姓的刽子手”
与“待价而沽的投机分子”
之类。
李宽对李渊杀薛仁杲、王仁本、萧铣、窦建德等投降之人,却放过了王世充等人的评价是“大行皇帝身上带有浓重的门阀习气,习惯以士族公卿的阶级视角作出判断,导致西北、河北、江南、岭南等地遗祸无穷。”
李宽更是毫不留情的把玄武门之变定性为“由统治阶级内部针对功臣集团的清洗引的权力动荡,使得大唐的权利交接过程从一开始便充满了血腥的制度性失能,直接导致了十余万人惨死与全国性混乱的惨重损失,是一场逼迫着二代皇帝与后续继承者不得不花费数十年时间去消弭其影响的彻底失败与悲剧。”
对李渊在位时的文治,李宽的评价是“充满各种妥协与交易的旧官僚风格,试图以上层统治集团的良心去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完全脱离了基层百姓的失败尝试,虽然客观上缓解了长期战乱带来的民生与社会压力,但武德朝在制度性尝试中完全失败也是客观事实,除了培养出来了府兵制的究极形态,其余举措均是照方抓药般的惯性执行,充满着对就制度的依赖。”
对李渊在位时的武功,李宽的评价是“一统四方,结束大乱,使得天下再归一统,此乃大功绩也。。。。。。打好了大唐军事强盛的基础,却就此止步不前,缺乏开拓精神。”
当然,李宽也不可能只骂不夸。
除了那些实在是连辩证分析都没办法深入的纯黑料,李宽对李渊的很多评价还是很高的。
长篇大论的最后,李宽给出的综合评价是:
大行皇帝是个矛盾的集合体,他的出身限制了他的眼界,他缺乏改变旧社会顽疾和黑暗的动力与勇气。
但不可否认,大行皇帝是无可否认的乱世终结者,重新确立了大乱后的社会秩序,使得隋末破碎的山河重归一体。
大行皇帝是个典型的旧贵族,有着旧贵族所有的缺点。
大行皇帝对华夏文明的延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就是大唐的开国皇帝,他是个有缺点的人,而非圣贤。
他是个失败的皇帝,是个失败的父亲,也是个有功有过的、客观存在的政治家。
我们不否认他的功绩,也不夸大他的贡献,客观看待便是我们对一个人的最大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