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炳看了看门窗的方向,确认无人在外,这才从怀中取出一个油纸包,双手递给徐光启。
“杨大人让晚辈带一句话,还有一封信。”
徐光启接过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封信,薄薄的两页纸,字迹潦草,显然是匆忙写就。他展开信,一眼就看到了杨涟的签名。
信不长。杨涟在信中说,魏忠贤正在加紧编织沈墨轩的罪名,从盐税、漕运、军饷三路入手,已经搜罗了不少所谓的“证据”
。最快明年开春,就会对沈公门生故吏展开大清洗。凡是在新政期间得过沈公提拔、与沈公有过往来的人,都在清洗之列。
杨涟在信末写道:“沈公已逝,新政已废,然沈公留下的种子还在。元扈兄,这些种子,能保住一个是一个。书在,种子就在。弟在朝一日,便一日不与阉党共立。倘有大清洗那一日,弟会上疏死谏。此一别,恐无再见之期,兄多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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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拿着信的手微微颤抖。
他抬起头,看着周文炳。
“杨大人自己呢?”
他问。
周文炳沉默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悲凉。
“杨大人说,他在朝一日,便一日不与阉党共立。倘有大清洗那一日,他会上疏死谏。”
周文炳顿了顿,“徐大人,杨大人让晚辈转告您,不要给他回信,也不要托人带话。这封信您看完就烧了吧,不要留下任何痕迹。他那边,自有他的打算。您这边,只要把书写完、刻好、传下去,就是对沈公最好的交代。”
死谏。
徐光启闭上眼睛。他知道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当年沈墨轩在朝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为臣者,当以死争是非,不可以生负天下。”
后来沈公病逝于任上,算是善终。但杨涟不一样,杨涟是言官,言官的宿命,往往是死在这两个字上的。
“周大人,”
徐光启睁开眼睛,声音有些沙哑,“请转告杨大人,徐某已是罢官之身,无权无势,无权可罢,无势可依。我能保住的只有自己这条命,和自己写的这本书。书在,种子就在。请他放心。”
周文炳站起身,又给徐光启行了个礼。
“徐大人,晚辈告辞。大人保重。”
徐光启送到门口。雪还在下,院子里已经积了薄薄一层白。周文炳踩着雪往外走,走到门口时忽然回过头来。
“徐大人,杨大人还有一句话,让晚辈一定要带到。”
“请讲。”
“杨大人说,沈公当年在翰林院讲课,最后一堂课讲的是《农政刍议》里的‘水利’一章。沈公说,水利为农之本,无水则无田。治国如治田,水通了,庄稼才能长好。现在朝廷的水,堵了。但杨大人说,只要还有人记得沈公的话,水总有再通的一天。”
徐光启站在廊下,看着周文炳的背影消失在雪中。
他站了很久。
雪落在他的肩上、发上,他也没有动。
儿子徐骥走过来,轻声说:“爹,回屋吧,天冷。”
徐光启点点头,却没有动。
“骥儿,”
他忽然开口,“你知道沈公当年在翰林院讲课,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
徐骥摇头。
“沈公说,‘农者,天下之本也。国无三年之蓄,国非其国。书无百年之传,书非其书。’”
徐光启看着雪,声音很轻,“他说的书,不是他自己的书,是天下人该读的书。”
回到书房,徐光启在书案前坐下。
他把杨涟的信又看了一遍,然后凑到烛火上,看着那两页纸慢慢卷曲、发黄、变成灰烬。灰烬落在地上的青砖上,他低头看了很久,然后用鞋底轻轻碾碎。
他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那叠《农政全书》的手稿。
六十卷,五十余万字,他写了十二年。从万历三十八年写到天启二年,从翰林院写到上海老家。沈公看过提纲的那一叠纸,已经不知道夹在哪一卷里了。他没有特意去找,就那么放着。他知道,沈公在不在,书都在那里。
他把手稿翻到第四十一卷,甘薯种植的那一卷。
甘薯是他万历年间从福建引种到上海的。那时候他在家守制,听说闽越一带有一种新作物,耐旱、高产、不择地,可以充饥救荒。他托人从莆田带来薯种,在自己家的地里试种,第一年就成功了。
后来他把试种的经验写成了《甘薯疏》,又把这部分内容收入了《农政全书》。他在书里写了甘薯的“十三胜”
,说它是“杂植中第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