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代重农之制;第二卷是“田制”
,考井田、区田、代田之法;往后是“农事”
“水利”
“农器”
“树艺”
“蚕桑”
“种植”
“牧养”
“制造”
“荒政”
……每卷分上中下,每节配图,每图配说,光是翻看就能感受到这二十年耗费的心血。
她翻到“水利”
卷,图绘的是西洋水法,龙骨车与恒升车并陈,旁边用小字注明“泰西水法与中土旧制参酌试用”
。墨迹还是新的,该是刻版前最后修订时添的。
“苏州的书坊不敢印。”
徐光启说,语气平静,像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上海的不敢印,学生托人问过南京,南京最大的书坊主姓刘,与学生还沾着远亲。他关起门来给学生倒茶,茶凉了才开口:元扈兄,不是小弟不肯帮忙,是魏公公的人盯得太紧。这两年凡是在京里做过官、与东林沾过边的,他们的书稿一律不许印。您这本还是沈公门生写的,更碰不得。”
他顿了顿,续道:“刘掌柜给学生看了封书信,是南京守备太监衙门发的,明令各书坊不得承印‘邪党文字’,违者以妖书案论处。”
徐婉如没有抬头。她的手指停在“荒政”
卷,那一卷讲备荒救灾之法,从常平仓、社仓到赈粥、移民,条分缕析,皆是救民于水火的实策。
“元扈,你想怎么办?”
“学生想自费刻版。”
徐光启说,“老家松江还有些祖田,每年收的租子积下来,加上学生这些年攒的俸银、着书得的润笔,变卖之后勉强够刻三百套。刻好了不公开卖,也不题书坊的名号,只托可靠的友人分送各地的农官、州县衙门、府学县学。能传下去一套是一套。”
他抬起头,望向沈墨轩的灵位。那灵位是素木的,没有髹漆,正中一行字:“先考沈公墨轩府君之灵位”
。字是徐婉如写的,颜体,端庄,隐隐有刀锋之意。
“学生这辈子,”
徐光启说,“只会做三件事:读书、写书、种田。二十岁开始读农书,三十岁开始试种西洋作物,四十岁跟着沈公编《泰西水法》,五十岁辞官回乡写这本《农政全书》。书写了六年,改了三稿,刻版又花了一年。如今版刻好了,纸也备了,墨也备了,却没人敢印,没人敢卖。”
他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填满了寂静。
“学生罢官回乡,本就是捡了一条命。魏忠贤要抓的是东林党人,是敢在朝堂上说话的人。学生如今只是一个种田的老翁,不在党争之中,魏阉未必会费心来抓。可要是刻书惹恼了他,被逮进诏狱……”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却一字一字很清楚:
“这把老骨头,可能就出不来了。”
徐婉如抬起头,看着他。
徐光启也看着她。师生二十余年,从万历二十八年沈墨轩典试应天取中他的卷子,到天启元年沈墨轩病逝北京,他扶柩南归——这位师母,他从前只是逢年节时拜见,规规矩矩问安,从未深谈。直到这两年,他每回从上海来苏州,在沈园一坐就是半日,说的都是书稿、朝局、生计,才渐渐懂得沈公当年为何常说“吾妻知我”
。
“元扈,”
徐婉如说,“你怕,但还是来了。”
徐光启没有否认。
“学生怕。”
他说,“但学生更怕的是,书写完了,不让印,不让传,二十年心血烂在箱子里,后人不知道这世上曾经有人想过、试过、写成过一本这样的书。学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说话时没有激昂,没有悲愤,只是平平地、慢慢地,像在说自己明早要去田里看麦苗。
徐婉如沉默良久。
窗外雨声渐渐大了。瓦檐上的水流汇成一道,哗哗地泻进院角的暗渠。老槐树的枯枝被风刮断了一根,落在青砖地上,啪的一声脆响。
“元扈,你老师生前说过一句话。”
她开口。